今天,北京市首次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生物科目开考,成绩将于10月12日公布。依据“新中招”方案,这两个科目都有机会择优计入中招录取成绩。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明年起,本市中招实行新模式,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实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考试范围,包括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与健康、艺术(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信息技术和劳动技术)12门。考试实行随教、随考、随清。地理、生物考试本来安排在八年级(初二)第二学期末进行,受疫情影响推迟到本月23日举行。据悉,此次两个科目的考试由全市统一命制试题、统一考试时间、统一组织考试、分区评卷。地理和生物科目满分均为80分,其中卷面分数为70分,实践活动分值为10分。两科目笔试考试时间均为70分钟。地理于9月23日8时至9时10分进行,生物于9月23日10时至11时10分进行。考生可于10月12日13时30分至16时30分查询成绩。依据方案,中招录取时,在12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确定8门,将原始成绩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满分为66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物理6门成绩必须计入;按照文理兼顾原则,在历史和地理中择优确定1门、在化学和生物中择优确定1门计入。校额到校招生采用校内选拔方式,综合素质评价要达到B等,录取总成绩要达到570分。往届生参加录取时,录取总成绩减5分后录取。(记者 蒲长廷)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草场街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新华社发暑期生活中,很多孩子“手不离机”。牛国梁摄/光明图片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黄杰显摄/光明图片张海波(左)正在教学生合理使用手机。资料图片媒介素养相关教材。资料图片9月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学生正在阅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兰自涛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随着我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不断降低,他们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月13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即使用、解读、评价各种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尤为重要。当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面临哪些困扰?背后有哪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又该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名初中生的家长曾焦急地给我打电话求助,说孩子因为沉迷追星,与家长产生冲突,绝食抗议,还拒绝沟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特级教师丘小云在教学中发现,因过度沉浸社交媒体使用,手机依赖、饭圈追星、亲子关系紧张、宅家、厌学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出现在青少年中。 学习、娱乐、社交,当下青少年的生活场景,几乎都要与新媒体发生联系。随着新媒体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渗透力越来越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青少年的网络身份早已发生变化。当前正处于学校“复学”阶段,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及“信息生存”能力变得更加紧迫。 1.身陷社交媒体包围,青少年面临哪些风险 沉迷与轻信 “两战”高三的小吴,已经是第三次卸载某社交应用了。“一玩起来,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每天沉迷在粉丝互动、明星打榜里,荒废了一年,高考也失利了,今年复读期间一定要管住自己。”山东济南一所高中的学生小吴袒露心声。“一用就沉迷,不用又跟不上潮流”“要想不看,只能卸载”,不少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在极端中游走。 同时,更多的短视频、小游戏等社交应用在抢夺青少年受众的注意力。山西长治学院副教授郭旭魁和兰州大学讲师马萍对山西省晋中、长治和运城3个城市9所中小学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城市中小学生90%以上都会手机上网、会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应用,其中62.1%的甚至会制作短视频。“好玩、搞笑”“同学都知道这个梗,我也想了解”“酷炫的片段、奇特的效果”……问到为什么喜欢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时,很多中小学生这样回答。 被社交媒体包围的青少年,他们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怎么样?“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是真的,可以相信”“短视频里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点击率越高的网站,内容质量也一定越好”,这些问题,有35.9%、59.2%、55.4%的中小学生分别选择了认可的选项。中小学生缺少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很多把社交媒介的信息、内容认为是真实发生的,随意转发和分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当代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接近六成的青少年没有掌握使用网络工具来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技能。 “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利巴韦林能预防病毒”“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将封城”“武汉红十字会售卖山东寿光捐赠的蔬菜”……对于已经步入社会、价值观处于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分辨谣言的能力怎么样?西南大学团委副书记于涛带领的课题组今年2月针对全国45所高校19850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这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12.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转发过,还有8.3%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发布过不当疫情言论。 网络暴力低龄化 “连哭都这么恶心”“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观众骂哭,“一切来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预想”。同样在几个月前,诗人北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自己的诗歌,没想到却引来了围攻,有的网友甚至用网络缩写对其进行辱骂。北岛在评论区回复:“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但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 北岛和林有有的扮演者,他们遭遇的正是在部分青少年网民中流行的“祖安文化”。 以随意“问候”亲人生死、无意义对骂狂欢的“祖安文化”,正在青少年中“流行”起来。“祖安”一词源于某网游同名服务区,该区游戏玩家以爱说脏话、擅长骂人著称,“祖安”逐渐演变成讲脏话骂人的代名词,后又依托B站等亚文化网络平台“出圈”。不少未成年人以“祖安男孩”“祖安女孩”自居,他们在社交媒体的娱乐、游戏、直播栏目,进行对骂、互撕,还寻求“创新、犀利、朗朗上口”。 这种网络对骂还从虚拟社区倒灌进青少年的现实交往中,甚至被病态追捧和模仿。江苏南京某初中的一名学生说:“班里很多同学平时交流时都互相用脏话,在班级微信群里有的人也会一连发送几十条污言秽语。”有的学生不以为然:“我们同学都觉得没什么,如果不会说,显得我很不合群,说脏话说得有新意也是一种‘酷’。而且我是在网上发的,又没有在现实中真的骂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网络暴力和参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场景是社交软件,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而在短视频和新闻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0.66%和30.16%。 “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他们很难区分社交媒体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对于秩序、场景、规范的认识不清,易引发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斌说。 遭遇网络侵害 除了网络暴力,青少年还在遭遇其他网络安全风险。一名初中教师反映,有学生曾因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个人隐私被勒索,不敢告诉家长,只能找老师和同学帮忙解决。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团队联合发布的《青少年互联网平台参与风险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参与社交平台遭遇的网络违法侵害风险中,网络诈骗占比高达46.67%。 青少年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能力极强,而及时便捷的社交媒体恰好为其提供了自我表达、情绪宣泄的空间,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鱼得水,随时随地与人交流和分享个人生活,却容易忽视其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45%的青少年在注册账号时不太关注用户协议,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太了解。 “新媒介赋权青少年自主学习、表达、交往的能力,但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带来的影响相比,青少年对媒介及信息的认识和辨别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整体来看,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亟待提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传媒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开说。 2.风险背后,这些深层原因亟待重视 青少年焦虑与数字代沟 看到青少年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发出一堆带着脏话的弹幕、评论、跟帖,很多人不禁问,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很多青少年处于叛逆期,寻求猎奇、新鲜,为排解社交焦虑,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群体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见、情绪极化,引发群体谩骂、煽动对立等。”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滕乐说。沉迷虚拟社交,现实社交的缺失,也让当下的青少年们,更容易被误导,不自知地陷入群体意见极化。 而很多家长对此无所适从。“疫情期间,孩子一直在上网课,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变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网上除了学习还干些什么。”北京朝阳区的刘女士说。 “数字代沟”已经在不少青少年和家长之间显现出来。广州市少年宫广州青少年网络安全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基地负责人张海波调研发现,10~14岁的学生与父母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互为好友并互动的比例只有3.7%,有53.1%的孩子曾因为上网问题与家长争论过。不少家长对于新媒介的敏感度、熟悉度都不如孩子,很难了解和引导孩子的网络行为,有的甚至想通过一禁了之来解决。 不良信息充斥社交平台 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进入社交平台的青少年,成为各种不良信息争夺的对象。调查中发现,目前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推送包含大量低俗、色情、猎奇的信息。比如,在手机QQ的“看点”栏目中,既有打着色情擦边球、语言的视频、段子,也有一些迷信、恐怖、低俗网络小说推荐。在B站等视频网站中,有很多国外电影片段,以“伦理电影”“未删减”“大呼过瘾”等为题,内容很多包含性暗示的镜头。这些都增加了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概率。 不少社交平台通过设置“青少年模式”来防止低龄用户过度沉迷和接触低俗信息。效果怎么样?新浪微博的青少年模式这样介绍:“精选了教育类、益智类的内容进行推荐,并对不适宜青少年的内容进行了过滤。”然而打开手机微博,开启青少年模式,虽然可看内容少了许多,但是在“你可能感兴趣”的推荐中,最显眼的依然是“某某明星粉丝群”。 调查发现,青少年模式尚未覆盖所有社交平台,而已有的青少年模式也沦为虚设。如有的社交平台,青少年模式下用户“无法进行充值打赏、购买兑换、弹幕评论、视频直播等操作”,但一些可通过其他账号,如微信、QQ等直接登录,部分游戏还可直接充值消费。打开搜索软件,“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如何破解”的帖子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青少年还成为社交平台资本的“猎物”。以“八组、兔区、爆料、吃瓜”等为名称的各种账号,为追逐流量,对公众人物嘲讽、隐私爆料、编纂假消息等,诱导青少年关注低俗内容,煽动青少年对骂。在这些账号发布的消息下,青少年粉丝之间使用“没见过你这样的垃圾”等极端用语,随处可见。这些账号都分属不同的网红经纪公司,通过发布各种来源不清、价值观低俗的娱乐内容,来吸引青少年受众流量,诱导青少年参与网络炒作,实现营销变现。 加强社交平台监管还需加大力度。2016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但此条例目前尚未通过实施。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引导和保护的法律法规,散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中。 媒介素养教育缺失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面临师资严重短缺、课程不可持续、社会认知度不足三大问题。比如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从2008年—2011年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开展了三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因为合作结束、负责人更换等原因无法继续。很多中小学媒介素养课程挂靠在课题项目之下,一旦课题结项,将无法继续开展课程实践。很多中小学教师缺少基本的媒介素养知识,无法开设基本的课程。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小范围探索的阶段。尽管一些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开设了可供全校学生选修的媒介素养课程,而更多的高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调查显示,只有9.8%的大学生表示学校开设过相关课程,有67.8%的表示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教育。山东财经大学毕业的牟同学说:“在校期间没有上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对于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分辨主要依靠个人常识。”还有的高校在“信息技能”“数字技术”等课程中捎带涉及媒介使用等内容,但存在不充分、不全面的问题。目前高校关于媒介素养的教学尚未形成专门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培养机制。 3.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需各方发挥合力 “就像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责任都归在驾驶者身上,还要依靠交规、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张艳秋认为,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需要监管部门、社交平台、学校教育、家庭等共同努力。 加强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立法和监管。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人肉搜索”及网络暴露未成年人隐私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增设网络暴力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对网络行为进行严格的年龄限制,社交平台、游戏产品中的内容,是否涉及暴力、血腥,是否含有粗俗对话等,应进行严格审核。同时,应加强自媒体监管,出台更多细化的政策法规来规范无序竞争,培育良好健康的网络环境。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网络观、社交理念。主流媒体应坚守“把关人”作用,更多地发挥环境守望等社会功能。针对突发事件,媒体要加强对“网络爆料”等信源的核实、求证,把握报道内容的准确、客观,注重报道的专业性、科学性、平衡性,避免碎片化、无序化的报道,为青少年媒介素养提供有力引导。 社交平台管理部门应要求“网红”、娱乐明星做好良性示范。针对不良追星、互相攻击谩骂的饭圈行为,加强监管和引导,如定期筛查粉丝聚集的论坛平台,针对一些经常散布网络暴力言论的网络群体,要进行封号、溯源,将网络暴力遏止在萌芽状态。 切实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认为,应在国家教育政策设计层面就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予以保障,以提升国民素质高度来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调查中发现,目前各地有一些中小学和高校已经进行了媒介素养教育探索。如广州市少年宫探索出媒介素养融入式发展的模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学校的各学科、校园社团活动、少先队活动、家校互动相融合等。2013年,推出了面向学生、家长、教师的《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亲子读本、教师用书系列教材。2017年,《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教材被列入广东省地方课程教材目录,成为国内首套进入省级地方课程体系的媒介素养教材。 也有不少高校积极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索。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姚争介绍,该校先后在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区的15所中小学建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有近千人次大学生参与支教,接受课程教育的中小学生达万余人次。西南大学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学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开设媒介素养相关必修课、选修课,还通过媒介素养竞赛、网络文化节、青媒论坛等形式,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提高媒介素养。同时,联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等开展访问交流、实习实训等,拓展大学生媒介素养实践锻炼平台。而上述的媒介素养教育探索中面临的师资不足、可持续性堪忧等问题,亟待通过教育长期规划来解决。 把家庭、社会力量纳入青少年媒介素养发展之中。张开认为,应通过社区教育、家校联动等方式提高家长对于媒介素养的认知。父母、老师应倾听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困惑和面临的问题,以更平等、理性、创新的方式,成为青少年科学、健康使用媒介的助力者。(本报记者 马姗姗)
“浪费”不仅仅会发生在餐桌上,在餐前准备环节中,也会“浪费”。蔬菜如何清洗更干净又省水,怎样更有效地使用食材……厨房虽然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场所,但在这片小天地里,也同样可以给大家上“节约”这重要的一课。小编搜罗了一堆蔬菜的清洗小贴士,还有几道“变废为宝”美食的做法,都是厨房里“节约”的鲜活例子!小朋友们,快来对照看看,日常生活中,你都注意到了没有!蔬菜种类那么多 学会方法巧应对“洗菜”也有学问,掌握了方法就能“多快好省”,掌握不了的话,可能一番忙碌反而“被赶出了厨房”。(费力帮忙,反而没被夸奖 o(╥﹏╥)o)下面请看小明同学的遭遇周末,时近正午。妈妈开始到厨房里忙碌午饭,小明主动过来帮忙洗菜。妈妈中午准备做三道菜:青椒炒肉、土豆片、菠菜粉丝汤。小明把青椒、土豆、菠菜,全放在了一个盆里,放在水龙头下“哗哗哗”冲起来。“你这孩子怎么弄得,快把水龙头关上!哎呀,洗菜都不会,算了你出去吧。” 小明刚刚洗了一会儿,妈妈就忙着关水,并且把他赶出了厨房。聪明的小朋友们,大家知道小明为什么会被“赶出去”吗?接下来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下——首先,小明看到妈妈在厨房准备午饭,主动过去要求帮忙,这个应该要点赞。但是,接下来他的一系列操作就不能被点赞了。他把所有的蔬菜都放在一起洗,土豆洗干净之后,水里肯定还残存着泥土,青椒和菠菜泡在这种水里,怎么能洗干净?何况他还全程开着水龙头,让水一直流,这浪费的水量也不小,简直就是“帮倒忙”,被妈妈“赶出去”,还真不冤枉……咱们日常吃的蔬菜种类很多,具体清洗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接下来,小编就来说下这里面的小知识。小朋友要认真学习,掌握了之后,就不会像小明这样啦。清洗黄瓜、胡萝卜、苦瓜等,可以用温水泡1-2分钟,然后用柔软的刷子刷洗。清洗大白菜、卷心菜等,可以将最外面的叶片去掉,里面的菜叶用水泡一下再逐片清洗。如果是打算清洗菠菜、茼蒿、鸡毛菜、小白菜等,可以将它们的根切除,放在水里抖动清洗,然后根部向上在水龙头前冲洗。遇到蔬菜根部或者表面有泥土的时候,可以用盆盛上适量的水,然后认真用手揉搓,洗过一遍之后,可以把这盆水倒掉,重新接一盆,再清洗一遍。食材的大千世界中 你舍弃的也许正是美食说完了洗菜环节,咱们再来说说那些经常被人当做“垃圾”扔掉的食材——芹菜叶、西瓜皮,这些看起来“不能吃”的部分,其实略微加工就是诱人美食!小朋友,快拿出纸笔来,学会了之后,既能一饱口福,又能减少对食材的浪费,还能获得家长的夸奖,也是很不错的。可做汤,可凉拌…… 快看,芹菜叶“变身啦”!美食:芹菜叶蛋花汤食材:芹菜叶 鸡蛋·将芹菜叶摘取下来,浸泡在清水中清洗,洗净后用刀将叶切细。·将蛋液打在碗内,打散备用。·锅中放水,烧开后下入适量水淀粉,水再度沸腾后淋入鸡蛋液,待蛋液稍微凝固后,放入芹菜叶。芹菜叶易熟,煮十几秒钟即可关火。加入适量盐调味,也可以放一点鸡精,最后别忘记淋几滴香油,出锅。美食:芹菜叶拌木耳食材:芹菜叶,黑木耳,白芝麻(熟)·将芹菜叶洗净,放入加了盐的沸水里轻焯一下,捞出攥干水分,弄成小段。·将泡发好的黑木耳剔除根部,清洗干净,沸水焯熟,过凉水后沥干水分,切成细丝。·上述材料与白芝麻一起放入调理盆,加入适量的盐、花椒油和香油,混合均匀,过上片刻,即可盛盘食用。可炒肉,可榨汁…… 快看,西瓜皮也是美味食材!美食:西瓜皮炒肉·西瓜皮去掉硬皮和红瓤,洗净切成薄片,加适量的盐腌10分钟,挤去腌制出的水份。·瘦肉清洗干净,切丝,加盐,料酒,酱油,水淀粉抓匀腌制一会。·姜洗净,剁成末,红椒洗净,去掉籽,切丝。·热锅放适量食用油,油热后,放少许姜末炒几下,放入腌好的肉丝炒至变色,出锅备用。·锅内留底油,烧热,放入挤干水份的西瓜皮片翻炒,加入切好的红椒丝。撒少许白糖提味。·加入炒好的肉丝炒匀,放少许盐和鸡精,炒均匀即可出锅。美食:西瓜皮果汁·将西瓜皮外面的绿衣削干净,放入榨汁机里榨成果汁。·放入适量的其它果汁搭配,加入适量的糖。你看,简单几步,这些从前被扔进垃圾桶中的“没用的部分”就完成了“逆转”!各位小朋友,上完了这一堂“节约”课,是不是有了收获?小编在这里提到的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几个小细节,如果大家认真去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节约”的好课堂。购物中理性消费,外出点餐时量力而行,餐桌上分餐定量,厨房里节俭不浪费……小编期待着小朋友们,在更多的“节约”小课堂上得高分!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陈菲)为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近期联合发文,要求在全国建立入职查询制度,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中小学校、幼儿园不得录用,教师认定机构不得认定教师资格。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人员继续性侵学生案件。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18日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些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表现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成瘾性、重犯率高等特点。“对于此类犯罪,单靠日常教育和事后惩处难以实现预防目的。只有限制其接触未成年人,才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防止再犯。”他说。这份《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规定,以下情况应当进行查询:一是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师、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二是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认定教师资格前应当对申请人员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在职教职员工相关违法犯罪信息的筛查。此外,由于高校的学生大多已成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体制比较复杂,因此意见规定,对高校教职员工以及面向未成年人的校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参照本意见执行。基于行为性质和防范重点,意见暂把查询的违法犯罪信息限定为狭义的性侵行为:一类是因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犯罪被作出有罪判决的人员,以及因上述犯罪被人民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人员。另一类是因猥亵行为被行政处罚的人员。据了解,近年来,浙江、上海、重庆、广东、贵州等地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库及入职查询制度,取得了明显效果。但随着各地工作的逐步深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查询范围、方式不规范、不统一,相关的违法犯罪信息库多数只包含本地办理的案件,信息数量少,查询不到涉案人在外地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在当前人员大量流动异地就业的情况下,很难有效发挥预防作用。”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峰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建立全国层面的制度后,能够在全国统一规范地适用该制度。尤其是依托公安部建设的全国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能够实现信息共享,有效解决漏查等问题。据悉,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在经过一定实践完善后,三部门还将推动逐步适用于所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同时扩大查询违法犯罪信息的范围,全面构建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火墙”。
历经15个月的奋力冲刺、攻坚克难,截至8月31日,广西4406所义务教育保障学校项目如期完成并全部投入使用,小学4148所,初中258所,建设校舍面积250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义务教育保障战役自2019年5月启动以来,广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教育部门全力配合,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支持,截至8月底已经全部完成,秋季学期如期开学投入使用。4406所义务教育保障学校项目是义务教育保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义务教育学校80所,乡镇以下新建义务教育学校57所,完善薄弱学校4269所。建设内容包括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学生宿舍、食堂、体育运动场地等基础设施,以及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课桌椅等设备。这些学校的投入使用,使贫困地区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基本满足教育教学和生活需要,全面补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短板,实现了贫困地区学生“有学上”“上好学”的目标,不断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为广西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商英姿)
近日,全国幼儿足球活动负面清单发布,禁止进行正式足球比赛、禁止幼儿足球考级、禁止进行成人化、专业化、小学化的足球训练等举措引来众多网友点赞,同时也引发公众关于幼儿体育的一些疑问和思考,如“幼儿体育要练什么”“还要不要比赛”等。对这些问题,在近日举行的2020年全国校园足球工作视频会议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进行详细阐述。约30年前,王登峰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文章:1987年5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一位诺奖获得者:“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他平静地回答:“在幼儿园。”幼儿园是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起点。在王登峰看来,在幼儿园里学到的都是生活中非常普通、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幼儿园学到了什么。今天讲校园足球或学校体育的发展,包括幼儿足球等幼儿体育活动,与应该注重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质、能力、技术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是高度相关的”。那么,幼儿体育要教会孩子什么?王登峰指出,一是基本健康知识,比如可以教孩子什么东西不能多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等;二是基本运动技能,包括跑、跳、投和灵活性、平衡性、柔韧性、协调性——这是学习专项运动技能的基础,也是幼儿体育的核心。必须承认的是,基本运动技能不足是现在中国幼儿面临的最突出问题。“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孩子连爬的机会都没有,对手脚协调性、身体的平衡性、灵活性影响很大。”王登峰说,他曾请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施拉普纳来作演讲,本想请施拉普纳讲学校的足球应该怎么去教、去练,结果施拉普纳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施拉普纳发现中国孩子在基本运动技能方面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协调性差。在施拉普纳看来,教孩子踢足球首先抛开足球训练,“就好像想实现目标就去做跟目标相关的事情,但你所具备实现目标要求的基础素质与之差得很远”。王登峰也强调,足球只是个载体,足球特色幼儿园要通过足球教会孩子体操、舞蹈、跑跳能力、身体管理能力、跟其他同伴合作解决运动问题的能力。幼儿园阶段最主要的是教会幼儿运动技能的协调发展,这是孩子未来运动技能发挥最为重要的基础。如何教?王登峰说,幼儿体育的实现方式就是游戏。“你让他玩一个需要跑的游戏,他就学会了跑。让他掌握柔韧性,不能教他一个动作让他练,他是不会这么练的,但让他玩一个需要练到柔韧性的游戏,他会做得很开心,整个运动机能也都得到了提升,这就完成了柔韧性的学习。”因此,王登峰认为,幼儿体育就是要以游戏的方式去让幼儿实现运动技能的协调发展。换而言之,不是教给幼儿具体的技能,而是把技能融入到设计的游戏中,让他在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运动技能。用教小学甚至大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这就是“小学化”“大学化”,不适合幼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除了“教会”,幼儿园体育同样要做到“勤练”“常赛”。在王登峰看来,幼儿园的“勤练”就是把游戏贯穿整个幼儿活动的全时段,而且要实现亲子互动。幼儿的体育活动也要常赛,但是这个“赛”不是正规的竞赛,而是用游戏活动来展示每个幼儿的运动技能,比如“把球扔到那边看谁先抢到,这不就是田径比赛吗”?“幼儿园的小孩子不要带着那么多功利的东西去玩耍。”王登峰指出,幼儿园的“常赛”首先不进行正式比赛,其次也不是“苦练”,“我听有人跟我讲,有的幼儿园练足球,让小朋友绑着沙袋练足球,这不是培养和教育”。在他看来,幼儿园“常赛”追求的是孩子全面和协调的发展,“幼儿体育的实现方式是游戏,幼儿体育竞赛的方式也是游戏,要教的专项运动技能应该是融入到游戏中去的”。全国幼儿足球活动负面清单的发布也是基于此理念。王登峰希望,幼儿园要成为孩子们享受运动乐趣、在游戏中实现运动技能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能对他们构成任何的伤害。足球特色幼儿园亦是如此,要以足球为载体来帮助幼儿熟悉足球,对足球感兴趣,又能够使他们的运动技能实现全面和协调发展。接下来,王登峰指出,一是要继续倡导《幼儿足球游戏活动指南》,按照这一指南用游戏的方式去培养幼儿综合运动的协调能力;二是看一下这种幼儿足球的教学模式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具体来说,将从今年9月开始向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赠送一个月的免费课程,再从全国遴选100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赠送一年的免费课程,“让幼儿园家长、老师、园长能够仔细观察、认真分析这样一种幼儿体育活动,以及幼儿身上发生的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打造幼儿足球或者幼儿体育的模板,传递正确的理念,鼓励正确的幼儿体育‘打开方式’”。王登峰说,要实现全学段的学校体育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这样一个环节,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小馒头”“小份菜”“小鸟胃专属餐”……自打开学以来,在倡导厉行节约方面,高校食堂可是接连放出了大招儿!他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随小编来看一看! 小份菜,更便宜! 一碗牛肉粉,标准份13元,小份标价7元;生煎等容易分装的餐品则推出半份菜,4只标准份生煎售价3元,两只1.5元。9月开学后,这些小份菜品可在上海大学全校20个食堂的专用窗口买到。 上海交通大学的食堂的各类面条实行大份、小份供餐。9月1日起,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开始分批、错时到校开学。开学后,学校食堂加强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的宣传,并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师生员工文明用餐,杜绝浪费。 天津大学学生食堂新学期分别推出小份菜窗口、大小份售卖、小碗菜自选等售卖形式,倡导物尽其用,鼓励餐后剩余打包。同时对于鸡腿、鸭腿、鸡翅、鱼等品种,可根据个数、块数规格售卖或称重售卖。售卖形式的丰富,便于就餐者按需取用,既节约又实惠。 在华东师范大学,食堂提供“菜肴可半份,饭量可半两”的售卖模式,大份的二两米饭0.44元,一两米饭0.22元,还有半两米饭仅需0.11元。在面条售卖窗口,张贴着“提供大份面、小份面”的标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三方面严格把控,确保师生吃饱不浪费:在原材料上,提醒后厨减少浪费并定期进行培训;在菜品加工上,要求厨师先炒一部分,如果销量很好,再及时补充菜品;在就餐供应方面,严格把控每份餐品分量,优先征求学生意见,吃多少打多少。 中国海洋大学开发“智后勤”App,将师生就餐行为习惯形成大数据,后厨根据数据对食材进行调整,在采买、储备、制作等环节进行科学管理,减少浪费。学生还可以在平台上反映问题,后勤部门以此为根据对相关工作进行整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食堂则推出了“一毛钱米饭”。食堂有售价6毛、4毛、1毛的不同分量米饭,50克的米饭仅需一毛钱。 食堂这么做,赢得同学们的纷纷点赞:“省钱、不浪费粮食,还能保持身材!” 怕吃不饱?不存在的!这分明也是大胃口吃货的福音,每天在食堂分分钟就能实现“逛吃逛吃”的节奏! 可即使有了小份,还会剩菜咋办?没关系,吃不了可以“兜”着走! 在清华食堂,适合按重量出售的饭菜按“两”计,馒头可根据购买者需求按1/2份售卖,除此之外,餐厅和快餐还提供打包袋、打包盒,可以剩餐打包。 9月15日,北京交通大学餐厅推出“我的餐盘我做主——优化膳食结构 夯实免疫基石”主题活动。活动倡导饮食多样化,减少食物浪费。餐盘上标注的谷薯、蔬菜、水果、鱼肉等膳食种类,将科普和节约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还有更令你想不到的,在很多高校,光盘还可以获得奖励哦! 西安科技大学为节约粮食开展了光盘换水果的活动,学生们只要把饭菜吃完清盘,就可以换到一份饭后果盘和代金券。校方介绍,他们每餐准备了500份水果,该活动推出之后,收餐量减少了40%到50%。 除了水果,酸奶也可以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食堂不仅推出“一毛钱米饭”,还推出“光盘奖励”,只要“光盘”,便能得到酸奶等奖励。 南京大学学生会则发出了“美食监察员”的召集令,招募光盘行动志愿者。活动期间,负责在指定时段于收残处观察同学们的光盘情况,对于做到光盘的同学,奖励小红心、集点卡等。凭借1颗小红心可领取一包餐巾纸,2颗小红心可领取一瓶酸奶。活动期间,积攒足量小红心的同学还能领取神秘大奖。 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高校对“光盘行动”最真切的响应。话说,你们学校安排了哪些新举措?同学,今天你光盘了吗?
制图:汪哲平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决定从当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学校需要为学生们提供完整的午餐,无法提供午餐的学校可以选择加餐或课间餐。供餐食品特别是加餐应以提供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物为主。 10年来,这一计划实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升?记者进行了采访。 就餐条件不断改善,学生体质明显增强 “每天中午都有三菜一汤,可开心啦!”和小伙伴们一起吃午餐,让贵州思南县塘头小学五年级(3)班汪钰康每天午休分外开心。过去,中午下课铃一响,许多孩子就赶忙往家跑,放下碗筷再往学校赶,有时家人顾不上做饭,只能在路边摊凑合吃。自从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孩子们再也不用这么折腾。 按现行政策规定,中央财政为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的学生提供每人每天4元的膳食补助。“营养改善计划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教育部教育督导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一补助标准主要基于农村居民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水平,足额用于为学生提供食品,食堂运转经费和工勤人员工资等由地方财政承担。考虑到农村地区物价水平较低,这一安排基本能满足学生用餐需求。目前,全国有29个省份1762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4.57万所,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84.12%;受益学生达4060.82万人,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42.4%。 “学校按照每人每天4元的标准,提供三菜一汤,顿顿有肉,一个星期不重样。”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小学校长王龙介绍,为做好营养搭配,供菜企业专门聘请营养师制订菜谱,由镇教育管理中心审核。每隔一段时间,学校还会结合孩子们的饮食习惯等,向供餐方反馈,及时优化菜谱。 为了让孩子吃得更安全、家长更放心,许多地方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生就餐条件。在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从2012年开始,县里为食堂条件滞后的学校采购保鲜柜,并逐步扩建学校食堂。玉龙县教体局局长杨晓泉介绍,目前,全县11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有92所实现了食堂供餐,其余18所还不具备食堂供餐条件的学校,企业每天按菜谱配送营养午餐。 中小学生时期是孩子们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均衡的膳食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思南县塘头小学校长吴大权观察到,饮食、休息好了,孩子们的体质也有了明显改变,每年11月都有校运会,这两年中长跑的全校纪录不断提高。 今年5月,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总结报告》显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身体素质得到明显提升。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踪监测数据,2019年,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平均身高比2012年分别提高1.54厘米和1.69厘米,平均体重分别增加1.06公斤和1.18公斤,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长速度。 “营养改善计划加固了社会公平的底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督导评估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春荣说,农村家长大多务农或在外务工,往往没有时间给孩子做午餐,再加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家校距离较远,学生回家吃午餐很不方便。营养改善计划让孩子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也使家长能投入更多时间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 守住食品安全“红线”,推动形成全链条监管机制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中央和各级部门不断强化制度建设,持续稳定投入,切实抓好食品和资金“两个安全”,确保营养改善计划稳妥有序实施。2011—2019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营养膳食补助资金1472亿元。 ——完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红线”意识,并提高中小学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 每年新学期开学前,玉龙县九河中学都会邀请学生家长参加试餐大会。“让大家都参与到对学校食堂的监督中来,保证供餐质量。”九河中学校长杨石生说。 为保障供餐质量,学校与供餐企业签订了责任书,要求企业按照协议合同提供符合营养标准的牛奶、鸡蛋。“县营养办制定了营养餐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各个校区设置专岗具体负责对食品原料采购、餐具消毒、食品贮藏、分餐等环节开展监督管理,同时建立食品留样监测制度及台账管理制度,留样时间不少于48小时。”玉龙县教体局副局长刘建美介绍。 去年3月和9月,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对全区中小学食堂开展了2次全面综合检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学校食堂的原材料采购台账、饭菜抽样记录、食品流通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 ——严格落实资金管理制度,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确保国家营养膳食补助“每一分钱都吃到学生嘴里”。 “这些钱是国家用来改善学生生活的,必须专款专用,每一分花销都得慎重。”吴大权说,学校每周都会结算食材费用,并定期公示,校工会随时监督。思南县教育局成立了营养改善领导小组,组织县发改局、市监局、学校等单位一起,调研各类食材的市场价格,综合定价,保证价格在合理范围之内。 “营养餐资金实行校财局管,学校校长见账不见钱。”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科技局营养办工作人员葛娣介绍,营养改善计划由国家专项资金支持,根据上学天数、在校人数,按学期拨到区教育局,再跟中标的供菜公司直接对接。各校在每学期开学一周内据实上报学生数,同时公开公示营养餐资金的使用情况、带量食谱、享受营养餐学生姓名等,接受师生、家长监督。 去年8月到10月,教育部派员赴四川、云南等地,深入基层一线学校、供餐企业,对地方营养改善计划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排查整改。教育部教育督导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项整治,各地粮油等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四统一”招投标制度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目前,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和信息公示公开制度已得到完全落实,全过程、全链条监管态势基本形成。 建立健全营养配餐制度,确保让学生吃饱吃好 两年前,福建尤溪县被列入省营养改善计划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统一采购、集中配送、协同监管”试点县。“针对中小学生发育特点及对营养的不同需要,我们请省营养师协会的专业营养师制定带量带价食谱,每日及时配送新鲜的食材,确保学生营养均衡。”尤溪绿生商贸公司承担了采购、配送的任务,公司负责人陈义治介绍,目前已经与福州、厦门、尤溪等地的20多个种植基地、供应商对接,食材经过市场、供应商、绿生公司三道检测关口,合格之后才入库分拣并留样。 “与采购、进货等环节比,食谱搭配更是大工程。现在由县里平台统一配送食材、搭配好食谱,学校食堂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精细化管理上面。”尤溪五中初中部学生食堂管理人员黄能坦说。 去年年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健康教育针对性不强、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开展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效果。 “从调研情况看,运营经费投入和从业队伍质量是进一步提高供餐质量的核心。”任春荣说,运营经费不足,容易导致从业人员不稳定,难以雇到高水平的厨师及食堂员工,技能培训效果也不太理想。大多数地区目前还做不到根据当地饮食习惯、季节变化来制订和调整学校供餐食谱,由教学出身的食堂管理员和厨师商量确定一周食谱的情况依然很普遍,有条件配备营养师的学校很少。 对此,《通知》专门提出“加强营养健康教育”“做好营养健康监测”。一方面,要求各地教育、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强营养膳食指导,加大对食堂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建立健全营养配餐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切实增强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目前,营养餐覆盖对象主要按地域划分。任春荣建议,根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提高供餐质量,在继续落实好“4+X”(中央财政补贴4元,学生可缴纳一定餐费)供餐模式的基础上,还应实施差异化的家庭补助政策。“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精准性的提高,实施差异化补助模式有了一定基础,补助对象的识别应从地域目标法转向人群目标法,优先对建档立卡家庭的学生和教学点学生加大补助力度,逐步建立分级分类补助制度。” 就供餐标准而言,安徽金寨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组有关负责人坦言,随着物价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再加上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对食物的需求逐渐从“吃得饱”转为“吃得好”,原先每人每天4元的补助标准渐渐跟不上需求,有必要视情况作适当提升。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食品价格波动对供餐原料采购的影响,目前正在积极会同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各地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及物价水平,在落实国家膳食补助基础标准上,进一步完善政府、家庭、社会力量共同承担膳食费用机制,并探索建立膳食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让学生吃饱、吃好。(本报记者 郁静娴 李茂颖 苏滨)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草场街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新华社发暑期生活中,很多孩子“手不离机”。牛国梁摄/光明图片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黄杰显摄/光明图片张海波(左)正在教学生合理使用手机。资料图片媒介素养相关教材。资料图片9月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学生正在阅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兰自涛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随着我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不断降低,他们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月13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即使用、解读、评价各种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尤为重要。当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面临哪些困扰?背后有哪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又该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名初中生的家长曾焦急地给我打电话求助,说孩子因为沉迷追星,与家长产生冲突,绝食抗议,还拒绝沟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特级教师丘小云在教学中发现,因过度沉浸社交媒体使用,手机依赖、饭圈追星、亲子关系紧张、宅家、厌学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出现在青少年中。 学习、娱乐、社交,当下青少年的生活场景,几乎都要与新媒体发生联系。随着新媒体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渗透力越来越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青少年的网络身份早已发生变化。当前正处于学校“复学”阶段,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及“信息生存”能力变得更加紧迫。 1.身陷社交媒体包围,青少年面临哪些风险 沉迷与轻信 “两战”高三的小吴,已经是第三次卸载某社交应用了。“一玩起来,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每天沉迷在粉丝互动、明星打榜里,荒废了一年,高考也失利了,今年复读期间一定要管住自己。”山东济南一所高中的学生小吴袒露心声。“一用就沉迷,不用又跟不上潮流”“要想不看,只能卸载”,不少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在极端中游走。 同时,更多的短视频、小游戏等社交应用在抢夺青少年受众的注意力。山西长治学院副教授郭旭魁和兰州大学讲师马萍对山西省晋中、长治和运城3个城市9所中小学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城市中小学生90%以上都会手机上网、会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应用,其中62.1%的甚至会制作短视频。“好玩、搞笑”“同学都知道这个梗,我也想了解”“酷炫的片段、奇特的效果”……问到为什么喜欢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时,很多中小学生这样回答。 被社交媒体包围的青少年,他们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怎么样?“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是真的,可以相信”“短视频里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点击率越高的网站,内容质量也一定越好”,这些问题,有35.9%、59.2%、55.4%的中小学生分别选择了认可的选项。中小学生缺少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很多把社交媒介的信息、内容认为是真实发生的,随意转发和分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当代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接近六成的青少年没有掌握使用网络工具来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技能。 “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利巴韦林能预防病毒”“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将封城”“武汉红十字会售卖山东寿光捐赠的蔬菜”……对于已经步入社会、价值观处于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分辨谣言的能力怎么样?西南大学团委副书记于涛带领的课题组今年2月针对全国45所高校19850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这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12.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转发过,还有8.3%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发布过不当疫情言论。 网络暴力低龄化 “连哭都这么恶心”“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观众骂哭,“一切来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预想”。同样在几个月前,诗人北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自己的诗歌,没想到却引来了围攻,有的网友甚至用网络缩写对其进行辱骂。北岛在评论区回复:“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但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 北岛和林有有的扮演者,他们遭遇的正是在部分青少年网民中流行的“祖安文化”。 以随意“问候”亲人生死、无意义对骂狂欢的“祖安文化”,正在青少年中“流行”起来。“祖安”一词源于某网游同名服务区,该区游戏玩家以爱说脏话、擅长骂人著称,“祖安”逐渐演变成讲脏话骂人的代名词,后又依托B站等亚文化网络平台“出圈”。不少未成年人以“祖安男孩”“祖安女孩”自居,他们在社交媒体的娱乐、游戏、直播栏目,进行对骂、互撕,还寻求“创新、犀利、朗朗上口”。 这种网络对骂还从虚拟社区倒灌进青少年的现实交往中,甚至被病态追捧和模仿。江苏南京某初中的一名学生说:“班里很多同学平时交流时都互相用脏话,在班级微信群里有的人也会一连发送几十条污言秽语。”有的学生不以为然:“我们同学都觉得没什么,如果不会说,显得我很不合群,说脏话说得有新意也是一种‘酷’。而且我是在网上发的,又没有在现实中真的骂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网络暴力和参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场景是社交软件,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而在短视频和新闻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0.66%和30.16%。 “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他们很难区分社交媒体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对于秩序、场景、规范的认识不清,易引发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斌说。 遭遇网络侵害 除了网络暴力,青少年还在遭遇其他网络安全风险。一名初中教师反映,有学生曾因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个人隐私被勒索,不敢告诉家长,只能找老师和同学帮忙解决。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团队联合发布的《青少年互联网平台参与风险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参与社交平台遭遇的网络违法侵害风险中,网络诈骗占比高达46.67%。 青少年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能力极强,而及时便捷的社交媒体恰好为其提供了自我表达、情绪宣泄的空间,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鱼得水,随时随地与人交流和分享个人生活,却容易忽视其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45%的青少年在注册账号时不太关注用户协议,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太了解。 “新媒介赋权青少年自主学习、表达、交往的能力,但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带来的影响相比,青少年对媒介及信息的认识和辨别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整体来看,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亟待提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传媒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开说。 2.风险背后,这些深层原因亟待重视 青少年焦虑与数字代沟 看到青少年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发出一堆带着脏话的弹幕、评论、跟帖,很多人不禁问,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很多青少年处于叛逆期,寻求猎奇、新鲜,为排解社交焦虑,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群体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见、情绪极化,引发群体谩骂、煽动对立等。”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滕乐说。沉迷虚拟社交,现实社交的缺失,也让当下的青少年们,更容易被误导,不自知地陷入群体意见极化。 而很多家长对此无所适从。“疫情期间,孩子一直在上网课,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变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网上除了学习还干些什么。”北京朝阳区的刘女士说。 “数字代沟”已经在不少青少年和家长之间显现出来。广州市少年宫广州青少年网络安全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基地负责人张海波调研发现,10~14岁的学生与父母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互为好友并互动的比例只有3.7%,有53.1%的孩子曾因为上网问题与家长争论过。不少家长对于新媒介的敏感度、熟悉度都不如孩子,很难了解和引导孩子的网络行为,有的甚至想通过一禁了之来解决。 不良信息充斥社交平台 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进入社交平台的青少年,成为各种不良信息争夺的对象。调查中发现,目前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推送包含大量低俗、色情、猎奇的信息。比如,在手机QQ的“看点”栏目中,既有打着色情擦边球、语言的视频、段子,也有一些迷信、恐怖、低俗网络小说推荐。在B站等视频网站中,有很多国外电影片段,以“伦理电影”“未删减”“大呼过瘾”等为题,内容很多包含性暗示的镜头。这些都增加了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概率。 不少社交平台通过设置“青少年模式”来防止低龄用户过度沉迷和接触低俗信息。效果怎么样?新浪微博的青少年模式这样介绍:“精选了教育类、益智类的内容进行推荐,并对不适宜青少年的内容进行了过滤。”然而打开手机微博,开启青少年模式,虽然可看内容少了许多,但是在“你可能感兴趣”的推荐中,最显眼的依然是“某某明星粉丝群”。 调查发现,青少年模式尚未覆盖所有社交平台,而已有的青少年模式也沦为虚设。如有的社交平台,青少年模式下用户“无法进行充值打赏、购买兑换、弹幕评论、视频直播等操作”,但一些可通过其他账号,如微信、QQ等直接登录,部分游戏还可直接充值消费。打开搜索软件,“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如何破解”的帖子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青少年还成为社交平台资本的“猎物”。以“八组、兔区、爆料、吃瓜”等为名称的各种账号,为追逐流量,对公众人物嘲讽、隐私爆料、编纂假消息等,诱导青少年关注低俗内容,煽动青少年对骂。在这些账号发布的消息下,青少年粉丝之间使用“没见过你这样的垃圾”等极端用语,随处可见。这些账号都分属不同的网红经纪公司,通过发布各种来源不清、价值观低俗的娱乐内容,来吸引青少年受众流量,诱导青少年参与网络炒作,实现营销变现。 加强社交平台监管还需加大力度。2016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但此条例目前尚未通过实施。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引导和保护的法律法规,散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中。 媒介素养教育缺失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面临师资严重短缺、课程不可持续、社会认知度不足三大问题。比如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从2008年—2011年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开展了三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因为合作结束、负责人更换等原因无法继续。很多中小学媒介素养课程挂靠在课题项目之下,一旦课题结项,将无法继续开展课程实践。很多中小学教师缺少基本的媒介素养知识,无法开设基本的课程。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小范围探索的阶段。尽管一些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开设了可供全校学生选修的媒介素养课程,而更多的高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调查显示,只有9.8%的大学生表示学校开设过相关课程,有67.8%的表示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教育。山东财经大学毕业的牟同学说:“在校期间没有上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对于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分辨主要依靠个人常识。”还有的高校在“信息技能”“数字技术”等课程中捎带涉及媒介使用等内容,但存在不充分、不全面的问题。目前高校关于媒介素养的教学尚未形成专门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培养机制。 3.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需各方发挥合力 “就像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责任都归在驾驶者身上,还要依靠交规、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张艳秋认为,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需要监管部门、社交平台、学校教育、家庭等共同努力。 加强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立法和监管。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人肉搜索”及网络暴露未成年人隐私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增设网络暴力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对网络行为进行严格的年龄限制,社交平台、游戏产品中的内容,是否涉及暴力、血腥,是否含有粗俗对话等,应进行严格审核。同时,应加强自媒体监管,出台更多细化的政策法规来规范无序竞争,培育良好健康的网络环境。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网络观、社交理念。主流媒体应坚守“把关人”作用,更多地发挥环境守望等社会功能。针对突发事件,媒体要加强对“网络爆料”等信源的核实、求证,把握报道内容的准确、客观,注重报道的专业性、科学性、平衡性,避免碎片化、无序化的报道,为青少年媒介素养提供有力引导。 社交平台管理部门应要求“网红”、娱乐明星做好良性示范。针对不良追星、互相攻击谩骂的饭圈行为,加强监管和引导,如定期筛查粉丝聚集的论坛平台,针对一些经常散布网络暴力言论的网络群体,要进行封号、溯源,将网络暴力遏止在萌芽状态。 切实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认为,应在国家教育政策设计层面就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予以保障,以提升国民素质高度来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调查中发现,目前各地有一些中小学和高校已经进行了媒介素养教育探索。如广州市少年宫探索出媒介素养融入式发展的模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学校的各学科、校园社团活动、少先队活动、家校互动相融合等。2013年,推出了面向学生、家长、教师的《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亲子读本、教师用书系列教材。2017年,《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教材被列入广东省地方课程教材目录,成为国内首套进入省级地方课程体系的媒介素养教材。 也有不少高校积极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索。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姚争介绍,该校先后在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区的15所中小学建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有近千人次大学生参与支教,接受课程教育的中小学生达万余人次。西南大学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学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开设媒介素养相关必修课、选修课,还通过媒介素养竞赛、网络文化节、青媒论坛等形式,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提高媒介素养。同时,联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等开展访问交流、实习实训等,拓展大学生媒介素养实践锻炼平台。而上述的媒介素养教育探索中面临的师资不足、可持续性堪忧等问题,亟待通过教育长期规划来解决。 把家庭、社会力量纳入青少年媒介素养发展之中。张开认为,应通过社区教育、家校联动等方式提高家长对于媒介素养的认知。父母、老师应倾听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困惑和面临的问题,以更平等、理性、创新的方式,成为青少年科学、健康使用媒介的助力者。(本报记者 马姗姗)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近期,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学术论文造假、违规使用科研项目资金等案件进行了调查。9月16日,其通报了已完成调查处理的9起违规案件,其中7起涉及论文买卖。买家来自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山东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在这些交易中,均出现了第三方论文代写代投机构的身影。这些机构,以翻译公司、科技服务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之名,行论文买卖之实。从论文撰写、选刊投稿、审稿改稿到最终发表,提供“一条龙”服务。论文中介,怎么就能做得风生水起?“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2010年年初,《长江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披露了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发现:买卖论文在我国已形成产业,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现在在百度上以“发论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排名靠前的几家网站中,均有客服表示可以“代写”“代投”。更有门路的机构,则直接打入了科研人内部。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李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介会混进学会的一些微信群,加科研人员为好友,在朋友圈里推广他们的业务。“我之前拉黑了好几个。”不久前,李韵又在朋友圈上发现了他们的小广告:重磅重磅,SCI 0-1,20年8月上线,9月检索转让。商品已经摆在这里,就等着有心人询价了。几年前,因为选题需要,科技日报记者曾与某在京论文中介公司的客服辛科(化名)接触。近日,记者再次登上许久不用的账号时,发现辛科仍然“敬业”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发来问候:您好,请问现在有论文发表的需求吗?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家研究院,和海内外科研团队均有合作,出的论文全是“一手货”。机构业务范围广泛,从著作教材、专著专利到课题申报,只要是职称评审和毕业需要的,他们都能“保驾护航”。得知需求,再匹配需求,这一套流程,辛科已经做得驾轻就熟。他定期在QQ空间贴出已经被杂志接收的只需要小修的论文,如有客户需要,交易后更换或者加上买家名字即可。“时间紧就用已经通过的论文,要是时间宽松,就拿还在走流程的论文,或者再找人给你写。”不仅是论文。书籍、专利,甚至课题,给钱,中介都许诺可以挂名。记者表示,需要一篇影响因子不限的电子信息方向的SCI英文论文。辛科开出“底价”——7万元。他表示,只要交了钱,买家什么都不用管了,等着就行。“有些心虚啊。”记者跟他闲聊。辛科觉得记者有些“矫情”:“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想,生意还做不做?发表论文,关系到评职称和毕业,都是人生大事。”后来,科技日报记者又在网上联系了其他中介机构。上海的一家“科技信息服务公司”,客服张莹(化名)一上来就先打了一大段话:“与我们合作的客户很多,每个月都是合作几百篇文章的。SCI、EI、南大核心、北大核心,都有合作渠道,很多教授、博士都是由我们代为发表,代理的好处就是速度快,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代理发表,不是您正常的投稿方式,我们是跟杂志社合作编辑直接收稿,内部渠道,可以保证录用发表。”记者表示,想要儿科方面的英文论文。对方迅速为记者选定了目标期刊,代写、代投,报价2.5万元。这一费用包括文章修改润色费、公关费、咨询费、服务费、审核费、版面费等全流程费用。如果记者已有论文,只由公司代投,费用则为2.1万元。张莹说,为保证买家权益,他们会签订正规合同。“要是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发表,不收取任何费用,赔偿您双倍损失。”而且,由于记者是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可以给九折的新客优惠。“我们就是做口碑,您要是满意了,可以介绍朋友同事来投稿发表。”按照张莹介绍的流程,确定“合作”以后,论文买家要填写一份自己的基本资料和写作要求,先交50%费用,用作代笔费和操作发表费。收到杂志社的录稿通知书后再付余款。杂志出刊后会快递两本样刊、录稿通知书及发票,方便买家报销。“题目可以您自己定,也可以我们安排老师给您拟定,根据您的方向写作。我们合作的老师多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博硕士精英,专业代写经验丰富。”张莹跟此前辛科的“套路”一致:公司都正规,团队都是大牛,经验都很丰富。论文代写代投,违法吗?张莹坦言:“打的是擦边球。”辛科反问:“要是违法的话,我们能干这么久?”花10万为人买两篇论文:省时也省力中介公司为什么能包发包过?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些公司中,有的可能真有门路,和期刊编辑部有来往;或者确实熟悉论文发表的套路;但有的,只是虚张声势。但就算被骗,敢舍下脸面报警打官司的论文买家,也是少数。前两年,为帮助在某985高校读博士的前女友,刘洋(化名)决定帮她买论文。他知道,这个市场“水深”。稳妥起见,刘洋找到大学时交好的老师,请他推荐论文代写代投中介。“核心期刊的主要客群还是在学校。通常,老师要评职称,没时间写论文,就会买卖论文。一些老师已深谙其道。”刘洋向科技日报记者分析。果然,熟人推荐的中介“靠谱”。刘洋和中介在微信上聊了几个回合,很快谈妥,交了2万块定金。“收到初稿,修改,然后又收到了回执和录用证明,整个过程挺顺利。”刘洋买了两篇论文,都是以金融为主题,每篇不超过4000字。一篇北大核心,一篇南大核心,代写代投机构还送了一本书的副主编署名。这一切,花了刘洋10万元。“拿着这些材料,去个三流大学,评副教授都够了吧。”刘洋自己并没有从事科研相关工作,对科研诚信,他表现出的态度是无所谓。“花钱买论文,对一些人来说算是省时省力。你自己真心要做研究,文章写得也特别好,那是不愁。要是完成不了,无法毕业,或是职称晋升有阻碍,买论文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他也知道,找枪手肯定不道德,但“违法不违法我不知道”。其实,期刊编辑在工作中,也在和代写代投机构“斗智斗勇”。《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刘清海曾撰文称,在目前国内论文造假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科技期刊不得不付出大量的心血用于防范学术不端文献的发表。他分享了个小故事。2014年4月底,他在处理一批退修稿件时发现,有几篇稿件超期还未修回,考虑到作者费钱费力做研究不易,就打电话和作者沟通。结果,接电话的人自称是作者的先生,反应也很淡漠。刘清海感觉奇怪,搜索后才发现,论文作者单位为天津某中心医院,留下的手机号码号段却在广西桂林。后来,刘清海找到作者单位座机,辗转联系上了作者。这位作者解释,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机号,是因为该论文由南方的同学帮忙投稿。“两人说法是矛盾的。”刘清海判断,此篇论文为代写代投。他总结了代写代投论文的几个特点:一般来说,论文作者数量较少;采编系统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编系统中只留手机,手机号码所在地与作者单位所在地不符。具体到论文本身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能通过,但显示“可能已经提前检测”。刘清海分析,应该是代写代投机构熟悉编辑部运作规律,因此,提前通过特殊途径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复文字后才投的稿。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肝胆胰外科杂志》编辑部曾分析了该期刊从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统中来自不同单位却使用同一密码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经编辑部综合审定,其中82篇初步认定为代写代投稿件。他们指出,从目前来看,代写代投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且必将长期存在,期刊编辑仍然要长期面对这些混杂在来稿中的代写代投稿件。专家建议将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入罪“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印波向科技日报记者感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此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张莹所在的代写代投机构显示注册地为上海黄浦区。科技日报记者拨通了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认为,论文代写代投机构不归他们管理,应属于文化领域类。“至于具体归谁管,要咨询有关司法部门。”辛科公司所在地为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论文代写代投机构归谁管。据媒体报道,2017年中国科协相关领导曾公开表示,要共同商请中央网信办、国家工商总局开展清网行动,打击代写代投论文“黑中介”。但到目前,此事未见后续进展报道。相关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对这类中介机构,确实缺乏有效监管,也缺乏监管的有力依据。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其实,论文代写代投事件的处罚主体,往往还只是购买、代写的“体制内”主体——像学校的学生、老师、科研人员等,对于外部的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机构,依旧缺乏足够的规制手段。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认为买卖代写代投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很少有出于署名权的专属性考虑,认定买卖论文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在所买卖的论文涉嫌剽窃时,才有可能由被侵权人追究买卖双方的连带侵权责任。对于论文买卖协议本身的合法性,从过往判例来看,只要论文卖出方依照合同约定向购买方提供了论文代写、代投服务,法院往往对此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认定协议有效。只有在涉及职称论文代写代投个别情况下,法院才认为该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再说,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又会去告发中介机构呢?”科技日报记者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曾有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代投服务的科研人员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国办发(2015)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不准利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第三方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通知精神,也违反了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通知,属违反国家法规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但法院认为,通知系政策性文件,非行政法规,科研人员欠缺证据证明该代理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代理合同应属有效。在印波看来,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无法有效地惩治买卖论文的行为,更不足以对第三方中介机构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他直言,对于这一扰乱科研秩序的行为,需要运用刑法予以规制。“刑罚应当成为打击组织论文买卖、代写的强有力手段。”印波研究过国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爱尔兰立法禁止论文造假,为学生代写论文或代人参加考试等成为犯罪行为,发布与这些服务相关广告的人也构成犯罪。前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不过,在刑事上,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除了在论文买卖过程中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外,现实生活中众多的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均无法以刑事规制。“适用刑法条文规定的相关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障碍。”印波指出。论文买卖、代写大致包括三类主体:一是论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机构,三是论文的代写方。印波认为,三者相较之,组织者即论文买卖、代写的中介机构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监管空白,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也更为紧迫。印波建议,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设新条文,将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列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中。另外,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的论文范畴建议限定在学位论文、职称论文、期刊论文以及与国家级科学基金相关的申请书及结项报告等。在量刑方面,可以参照组织考试作弊罪,采取自由刑和罚金相结合的形式。“组织论文买卖、代写行为,不仅破坏科研秩序,浪费科研资源,还践踏学术公平原则,产生大量现实危害。”印波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了对应罪名,能对这类行为构成威慑。但是,真正要建设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还要从写作主体自身学术道德修养、行业的自律与监督和法律规制三方面同时发力。(采 写:记者 张盖伦 代小佩 策 划:刘 莉)新闻链接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 均涉及第三方中介机构12015年3月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和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出现的4批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作者的论文有117篇。其中,23篇标注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另有5篇被列入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调查,第三方中介机构在这些学术不端的案例中扮演重要角色。上述28篇与基金委相关的被撤销论文都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还有部分论文完全是通过买卖请人代写代投。其中,有近一半的论文投稿,与一个名为“上海丰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三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该公司伪造通讯作者邮箱、伪造论文审稿人邮箱、提供虚假审稿意见。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规定,基金委对涉事作者作出处罚,最严重的处罚是7年内禁止申请科学基金项目。但在相关报道中,未见对中介公司的处理结果。22017年4月,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旗下《肿瘤生物学》期刊2012年至2015年发表的107篇论文。这些论文均来自中国作者。后经调查发现,107篇论文中,有2篇论文系《肿瘤生物学》重复发表;1篇系《肿瘤生物学》期刊自身错误撤稿,作者没有过错;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向第三方机构购买;其余的89篇由作者完成。相关部门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科研项目(基金)、基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相关科研项目、基金等予以暂停。但在相关报道中,未见对中介公司的处理结果。(记者 张盖伦综合)
据媒体报道,最近,一份“教育培训班鄙视链”的名单在网上热传。马术班、竖琴班、国际象棋班等相对冷门的课程,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常见的乒乓球班、钢琴班、书法班则被认为是“俗气”的低层次课程。上兴趣班重在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爱好,只要所选项目健康有益,并且孩子感兴趣就行,何来高低贵贱之分?而马术、高尔夫、击剑是很不错的运动项目,孩子喜欢并且经济条件允许,报名学习并无不可。而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跑步这些传统项目也非常有趣有益,孩子学习这些项目,同样能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运动项目无高低贵贱之分,乐器、棋类同样也不存在雅俗优劣之别。不应人为排列出所谓的雅俗贵贱顺序,炮制出所谓的“鄙视链”。兴趣班“鄙视链”上,越冷门越“烧钱”的项目被认为越“高贵”,越大众、越实惠的项目被认为越“俗气”。于是乎,一些家长不惜大费周章把孩子送去学听起来“高大上”的项目,并且以此作为骄傲乃至鄙视他人的资本,这不是虚荣是什么?为人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把孩子参加的昂贵兴趣班当成满足虚荣心的工具,就走偏了。指望通过参加昂贵的兴趣班,进入所谓的“贵族社交圈”,攒人脉、走捷径,更是污染了学习的纯粹性。上兴趣班追求的应该是发掘爱好、掌握技艺、增长知识、收获快乐等,说到底是孩子的事,不应该掺杂太多成人世界的功利和势利。在一些人眼里,培养马术、高尔夫等兴趣爱好就是在为“成为贵族”铺路。殊不知,即便以西方人的眼光审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也并不在于会不会骑马、能不能打高尔夫球,而在于是否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比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崇尚道德修养和坚贞气节、高雅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追求、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优雅的气质等。这些不是用钱能堆出来的,它必须以爱和责任用心浇灌。继住宅、挎包、职业之后,现在连孩子上的兴趣班也有“鄙视链”了,这值得警惕。少数人的虚荣和偏执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会在或明或暗中形成一种氛围,把很多家长裹挟其中,造成又一种“起跑线焦虑”。孩子是独立活泼的个体,孩子上兴趣班,不是越冷门、越贵越好。面对社会认识偏差,公众应该明辨是非,正确看待孩子的兴趣培养问题,在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决定上不上兴趣班、上什么兴趣班。由此而论,那些高冷、昂贵、孩子不感兴趣的兴趣班,不上也罢。至于所谓的兴趣班“鄙视链”,大家不妨一笑置之——对明显没有道理的事,不必投入太多注意力。(作者:李思辉,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当下正是高校新生报到的时节,各高校迎新绿色通道开启。南开大学提倡“隐形资助”,取消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统一标示的礼包,取而代之的是将部分资助款充值到银行卡中,可以按照个人需求购买生活学习用品。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秋季学期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到“保护学生隐私”。隐形资助、保护隐私……这些变化的原因是教育部门和相关工作者看到了困难学生在经济帮扶之外的需求。保护学生“敏感的自尊心”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我国学生资助项目从少到多,资助面从窄到宽,设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补偿代偿等多个资助项目,形成了完善的资助制度安排,实现了“三个全覆盖”,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让社会对资助工作有了更多的期待,也给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敏感”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大多数高校工作者的印象。吉承恕的专业是心理学,在天津一所高校从事了30年教学管理工作。他解释,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这正是充满理想、自尊心强的阶段。他发现自己所在高校食堂把“爱心窗口”改为“一元钱窗口”后,多了许多顾客。南开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主任袁辛说:“从心理层面来讲,敏感是一种自我维护。面对贫困生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学生们的‘敏感’。或者说是保护他们‘敏感的自尊心’。”具体到做法,袁辛建议,要把受资助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平等对待。面对学生时不要过多地提到学生的困难,甚至过多的安慰也是不必要的。袁辛和同事们分析了近20年高校中发生的学生心理卫生危机事件,发现被资助的学生有些共性:积极、努力、执着、踏实、诚恳,有毅力,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性格相对内向;另一方面,有的同学内向的原因是自卑,从心理层面上看,他们不能完全接纳和应对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表现为自尊心过高,也更容易受伤。“因经济的贫困而导致心理贫弱的现象并不少见,部分学生一旦遇到挫折,容易导致心理崩塌。”袁辛提醒。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靠国家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他坦言,大学一年级时看到周围的同学都穿着羽绒服过冬,自己实在没有勇气拿出家里准备的大棉袄。徐川到学校工作后曾经从事学生工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助困。工作一段时间后,徐川意识到,“乐于助人”是一件需要技巧更需要真诚的技术良心活。他的观点与袁辛有相同之处,有时对别人不过分关注也是一种尊重和帮助。在别人不想被关注的时刻学会得体避让,让别人的示弱和尴尬有可供遮掩的空间,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徐川总结,学生资助工作做得好的“法宝”是换位思考。从需求出发,注重学生能力提升如何让贫困学生有尊严地接受资助?如何让贫困学生的素质修养同步提升?如何让贫困学生从短期的资助中获得长期的“续航”能力?做好资助工作真是一项“技术活”。安雅琴是一所地方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学生辅导员,对于学生资助工作,她有很多感慨:能不能由银行而不是由学校审核学生取得助学贷款的资格;能不能一对一地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者身心欠健康学生的情况,不要搞座谈会……回想起当辅导员的那几年,安雅琴觉得并不轻松。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年龄接近,接触较多,在帮助贫困生成长的过程中作用巨大。袁辛说:“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辅导员可以给予贫困学生一些心理健康教育;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辅导员在心理专家的督导下,可以为贫困学生开展一些心理咨询工作;辅导员还可以作为学生和学校心理咨询机构的中间桥梁,发现需要专业帮助的学生,及时与学校心理咨询机构人员联系,以使学生得到帮助。但针对高校辅导员相关专题培训尚需加强,对辅导员们的激励机制还有待完善。”“既要帮助别人,同时也要让别人感受到爱和尊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经历过“被资助者”和“学生资助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徐川对这个问题思考颇多。“助人要从别人的需求出发,助人要从持续的关注入手,助人要从得体的分寸考量。”徐川说,“现在的学生,除了衣食保障,更需要开阔眼界,更需要能力提升”。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因经费问题错失境外学习机会,南开大学从2013年起设立了“本科生留学助学金”。入选学生只要成功申请到学校组织的本科生公派留学项目,即可获得包括往返机票、学费、保险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全额资助。据南开大学党委学工部负责人介绍,对学生而言,即使能够申请到奖学金,留学所需的机票、生活费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少考虑申请留学。而这项举措,就是要让困难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错失多元的学习机会。北京大学也同样推出了包括优才拓展项目(境内实践交流)、燕园领航、燕园携手、燕园翱翔项目(境外交流实践)等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的支持项目。感恩教育必不可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接受、明天我付出”一直是袁辛呼吁所有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应该有的品质。学会感恩,使得帮助我们的人和组织得到回应,也使贫困学生从感恩中学习到感恩品质,并同时拥有这种品质。史宁是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辅导员,让她记忆尤深的是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又有肢体残疾的学生。史宁从新生助困材料中了解了他并给予关注。这名学生比较自信、性格阳光,按照政策,他如愿申请到了国家助学金、学校减免学费、社会类的助学金等资助,除此之外,他拒绝了所有照顾,连军训他也从不请假。那次以后,史宁再也不把他当作身有残疾的特殊人群。从第二年开始,这名学生开始主动帮助他人,去找一些经常请假不参加军训和不上课的同学谈心,帮辅导员做工作,整个大学期间,他都在关注和帮助其他困难人群。在毕业典礼表彰的时候,他会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和感激社会。史宁认为,如果同学中有这样的榜样存在,对周围人是很有效的感恩教育。南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事务管理科科长高珊认为,从高校学生工作的角度看,引导学生感恩的做法有两种:一是在重要的节点、重要的时间搭平台,通过仪式感让学生意识到感恩;二是引导学生参加志愿活动,也就是体现感恩的实际行动。徐川认为感恩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都要“走心”,要以心换心,换位思考。“要通过润物无声的教育和潜入生活的滋养,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触动另一个灵魂。”袁辛解释:“感恩是一个人的社会情感,拥有感恩的品质或能力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社会化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完成的,当然感恩也是一种情感品质,家庭教育必不可少。”(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