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话题一直受到热议。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电信诈骗、恶意骚扰、网络暴力等现象,仍在严重危害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她表示,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虽在不断完善,但相对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还存在一些不足,亟待解决。立法:有法可循,有“罚”可依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其中仅54.6%的未成年网民会有意识地避免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李迎新表示,“相较成年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更差,如个人信息频繁泄露,可能对其今后的成长造成持续影响”。她告诉记者,目前,民法典、刑法和2020年10月首次亮相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均未专门规范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仅有两个相关条文,《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位阶相对较低,且主要保护不满14周岁的儿童,未涵盖整个未成年人群体。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也认为,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应涵盖到18周岁以前的整个阶段。在他看来,14-18周岁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父母无法及时保护和监管,这一阶段往往也是个人信息被滥用或非法收集使用的高发期,需要法律的跟进和完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介绍,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在立法层面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比较抽象、概括,要充分发挥效力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细化。立法在跟进,执法也需匹配。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尹琳说:“法条与具体罚则不明确对应,法律的执行便得不到保障,导致目前违法成本过低。”那么,惩罚标准如何确定?方禹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即利用高额罚款形成震慑效应。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只按照个人损失数额裁判赔偿,只能达到损失数额的数倍至十倍左右。而惩罚性赔偿会考虑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减损程度,比如社会信任机制、稳定机制等,所以会出现高于违法所得数百倍甚至数万倍的高额赔偿。李迎新在《提案》中也建议,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公安、网信等部门应依法查处网络空间违法违规获取、使用、买卖未成年个人信息的案件,严厉处罚相关组织和人员,切实提高其违法成本”。底线:行业自律,制度“他律”成年人尚且无法摆脱信息泄露之苦,何况是未成年人。如何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才有效?方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信息的收集、存储、转移、披露、使用每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你不知道信息是在哪里被人窃取的。”李迎新表示,大多数App在用户下载安装时都会提示是否允许读取手机通讯录、存储卡、相册等信息,如果用户选择不允许,要么不能使用该App,要么无法使用该App的完整功能,用户因而“被迫”点击同意,导致个人信息无法得到真正有效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也深有同感:“未成年人的‘青少年上网模式’有时并未奏效,未成年人以成年人的身份上网,又或是他本人的身份无法有效识别。”作为信息处理的“第一关口”,规范每一个信息收集机构的行为无疑是整个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提案》建议,要规范信息处理者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李迎新解释,工信、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整治信息处理者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引导互联网行业制定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规范、行为准则等。刘晓春则认为,现在的行业自律多是各做各的,“底线”各异,缺少统一标准,还需尽快形成可以落地的保护机制,为整个行业在制度上“画一条线”。引导:防护有路,观念先行法律制度可以令行禁止,但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提案》提出,要提升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准确把握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切实增强保护意识。同时鼓励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发挥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帮助。尹琳认为,社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相关案件的发生。首先,人们对于自己以及未成年人的信息保护不到位、不重视。其次,个人信息被利用后多存消极态度,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或不知维权。那么,怎么维权?找谁维权?方禹告诉记者,此类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一定有着庞大的受害群体,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集体诉讼制度,以此形成对违规企业的压力。据他介绍,集体诉讼机制目前已经成功引入到了最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除此之外,去年由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指出,检察机关可运用公益诉讼的方式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苑宁宁解释,“受害人可以将相关企业或个人非法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情况积极向检察机关反映,检察机关利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金卓)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第一小学校跳绳队队员在进行花样跳绳训练(资料图)。该校从1999年开始引进跳绳,开展特色体育活动。新华社记者刘潺摄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随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讨论、探索“中考体育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试能否成为解决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良药?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前路在何方?“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作为最早推动“体育入中考”的专家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表示,设计中考体育,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体育课大量被文化课占用,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问题。他坦言,“虽然是应试教育,但至少它能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地位,促使孩子们增加体育锻炼。”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刻不容缓的改革之势,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逼效果。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升,不仅学校体育课日益受到重视,“体育老师被生病”现象日益减少。毛振明认为,从目前中考的经验来看,中高考体育改革一定能够推动中学生体质状况的改善,而从体育教育改革的全局考虑,体育考试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其目的在于用应试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育造成的问题,而当素质教育大行其道时,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业内人士表达了担忧。“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认为,将原本象征快乐、自由的体育纳入考试范围,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而且让一些学生对体育产生了抵触情绪,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的“异化”。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形成体育爱好和运动习惯是推进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仅靠考试显然无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学校体育教育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记者发现,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十分突出,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地域性和结构性的缺编问题严重。在山西一所挂牌“足球特色学校”的农村小学里记者看到,该校没有一名专职体育教师,足球教练是由美术老师和另一位身兼多门课程的老师来担任的。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体育课质量较低等情况也是有关专家普遍提及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跆拳道协会和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健民认为,“当前的普遍现象是青少年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运动项目化发展水平不高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明显短板。”对症下药补齐短板体教融合任重道远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专家表示,中高考体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推进体教融合不能“一考了之”,而是要多措并举、对症下药。“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是推进体育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双少敏建议,各地政府应加大体育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支持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设施购置,保障各中小学尤其是乡村学校配齐体育教师、开足体育课程。他同时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力度,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加快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真正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运动项目化是现代体育的本质特征之一。”管健民建议,以运动项目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大中小学运动项目专项师资的培养、培训力度,同时教育部门应与国家级体育单项协会加强沟通协作,就如何科学合理地在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中融入更多运动项目元素,如何将运动项目教学、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等展开合作与研究。“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学校体育的重要载体之一。”毛振明提倡中小学体育课施行走班制教学,把全年级的体育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打破班级,以项目分组,设置排球班、足球班、舞蹈班等,学生自行挑选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学习,只要喜欢就可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都是一支运动队,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行,每学期一开学赛季就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竞技中提高技术、获得成就感,从而真正爱上某项运动。(记者刘扬涛、王菲菲)
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将于 2022年 3月1日起正式实施。无论是中小学、幼儿园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教科书、教辅材料、考试试卷、学龄前儿童学习读物,还是教室灯具、教学多媒体等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都要求必须符合近视防控的标准。其中,学生教科书最小用字不得小于“小5号字”;而教学多媒体则不应出现可察觉的闪烁,并符合蓝光防护要求。受多重因素影响,青少年视力健康每况愈下。2020年,教育部对九省份部分学生的一项调研显示,与2019年底相比,半年来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1.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5.2%,初中生增加了8.2%,高中生增加了3.8%。孩子们的眼睛太疲劳了,如何从各个方面进行近视防控?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而这一新标准,已被确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记者注意到,新标准将与近视防控相关的教科书、教辅材料、学习用杂志、课业簿册、考试试卷、学习用报纸、学龄前儿童学习读物,以及普通教室照明灯具、读写作业台灯和教学多媒体等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都纳入了管理。无论是企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还是校外培训机构等生产、制作、经营或提供的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都必须遵守新标准。比如,按照新标准,不同年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对字号的大小和字体,均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字,应不小于“3号字”,汉字以楷体为主。小学三、四年级用字应不小于“4号字”,汉字以楷体和宋体为主,由楷体逐渐过渡到宋体。而五至九年级和高中用字应不小于“小4号字”,汉字以宋体为主。学龄前儿童的学习读物,字号应不小于“3号字”,字体以楷体为主。对于教科书中的目录、注释等辅文用字,可参照正文用字适当减小,但小学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5号字”。初中和高中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小5号字”。新标准对教科书中文字每行之间的行距也进行了“差异性”规定。其中,小学一、二年级,行空应不小于5毫米;小学三、四年级应不小于4毫米;其他各年级应不小于3毫米。此外,新标准还要求,课业簿册图案、文字印刷要清晰完整,不应有明显污迹。学习用报纸要墨色均匀,深浅一致,印迹清晰,不应有影响识别的糊字,不应有明显水印。对于如今教学中常常使用的多媒体,新标准则提出,教学多媒体不应出现可察觉的闪烁,符合蓝光防护要求,使用时屏幕亮度不应过大。(记者 张楠)
3月1日,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调查并编写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以下简称蓝皮书)发布,其中提到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继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睡眠时长未达标。睡眠时间严重不达标,将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身体发育和身心健康。教育部近日发布《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加强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项管理,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家校共治,监测考核。教育部将中小学生睡眠纳入考核,出发点是好的,但落实到执行层面,许多人担心,指标式的考核可能会成为教师新的形式主义负担;睡眠不足的“病根”无法解决,睡眠考核可能成为最难完成的家庭作业。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中小学生睡眠不足,不能把原因简单归因于作业多、学业重,应当厘清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小学生睡眠普遍不足学业负担并非唯一原因中小学生睡眠不足是社会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蓝皮书显示,有95.5%的小学生每天睡眠不足10小时,平均为8.7小时;有90.8%的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9小时,平均为7.6小时;有84.1%的高中生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平均为7.2小时。此外,上学日睡眠时长随年级升高而呈现下降趋势,周末补觉的现象呈现学段分化。相比10多年前,2020年各个学段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均呈现下降趋势,小学和初中阶段在上学日平均睡眠时长减少约40分钟,高一、高二减少10至20分钟;小学生周末平均睡眠时长减少约12至25.2分钟,初一、初二年级减少约20分钟,初三及高中阶段下滑更为严重,减少40.2至51.3分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认为,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除了影响自身学业、身体健康外,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学生心理抑郁、自杀。到底是谁“偷”走了中小学生的睡眠?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在农村等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中学,甚至在城市里一些一本、二本升学率不是很高的高中,大部分学生在晚上都会熬夜学习,零点能够上床睡觉都还算早的。许多学生第二天上课时会选择用喝咖啡、涂抹风油精等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天津市河东区某小学教师赵云(化名)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现在他们学校低年级最早下午3点钟就可以放学,此时门口已经有许多辅导班的工作人员在等着接送学生。“不仅是高年级,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也是刚放学又上学。”北京市丰台区朝阳芳草地国际学校丽泽分校小学四年级学生李芸(化名)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她一般晚上10点左右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睡眠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课外辅导班布置的作业比学校难且量多。有时学校布置的作业也很费时间,比如做手抄报、科学小实验等。在程平源看来,不论是上辅导班还是作业加码,从根源来看,还是现行的教育评价机制导致的。“随着教育市场化,学生睡眠不足是必然现象。正常意义上的学习,比如因为勤奋而少睡觉,或充满激情地去做一些课外活动,这些都没有问题,也不会长期一直做。从目前来看,学生的学习行为、目的等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则认为,中小学生睡眠不足是一个综合问题,不能完全说是作业量的问题,还与家庭教育、学生学习的习惯等方面有关。安徽省宿州市宿城第一初级中学初三年级班主任薛楠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即使快到中考,学生的作业也没有增加太多。学校曾进行过调查,学生普遍反映两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作业。“虽然作业不多,但有的学生学习效率低,有时候拖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开始写,晚睡的学生大多数反而是学业水平较低的学生。此外,还有晚上玩手机、玩游戏的,学生因为学习睡得很晚的倒不多。”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显示,影响孩子睡眠的三大因素分别是课业压力、玩手机或电脑、父母未能做好表率;睡眠状况较差的青少年儿童中,有41.9%的人睡前会接触电视、手机、电脑等,有67%左右的父母都会经常当着孩子的面玩手机或电脑。睡眠纳入监测引发争议保证睡眠需要对症下药为保证中小学生的睡眠,教育部此前印发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和《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提出应保证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睡眠时间。近日,教育部又提出要抓好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将中小学生睡眠质量和时间交由家校联手“共治”,并纳入监测考核。教育部提出,在睡眠管理上,要把家庭和学校的边界划出来,研究学校的发力方式,提出学校怎么配合家长的具体方式,要监测考核,确保孩子们睡眠充足,按中国孩子成长过程中、生理发育过程中平均睡眠时间标准来考核。然而,落实到执行层面,有不少人表示担忧:“家校共治、监测考核”,校方如何监测、家庭又怎么配合,是否会沦为小程序打卡、家长群接龙等形式主义,如果孩子睡眠考核不达标还能“补觉”吗?江苏省某高中政教处主任王新(化名)也向《法治日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对于住在学校的学生,我们每天还可以通过查寝等方式了解他们的睡眠情况。对于走读生,我们只能要求家长每天配合。时间长了,老师烦,家长也烦。有些父母在外地的只能靠学生自己,到底睡没睡够我们也不清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提出,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是和教育的评价机制有关,按照单一的标准对学生进行排队,不仅学生睡不好,家长和老师也睡不好,改变评价机制才是最有效、最有价值的方式方法。储朝晖说,评价机制改变后,对学生的睡眠监测也就不是必须的了。学生拥有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对孩子的评价也会考虑到个性特点等多方面因素。但目前来看,教育评价机制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改变。那么,在现行教育评价机制中如何才能让中小学生睡得了、睡得好?蓝皮书建议,以吃好睡好运动好为目标,全面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加大青少年对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延长青少年上学日的睡眠时长和增加中小学生运动频率。同时,学校、家庭、社区、网络相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学校要建立健全心理健康防治与干预体系、国家要建立健全心理健康防治与干预帮扶体系。程方平提醒道,如果把解决中小学生睡眠问题当作一种硬性规定,各方主体很容易消极怠工。“学生睡眠不足,不管是身体问题还是心理原因,学校和家长都要给予必要的帮助。学生也应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是因为学习效率低,沉迷手机、网络等,自身也要负起责任,及时改正。”程方平说,解决中小学生睡眠不足问题,行政关注固然重要,但各方面积极性、简明易懂的道理、切实可行的办法都应跟上,否则睡眠监测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压力,而非解决问题的动力。 (见习记者 张守坤 记者 王阳)
新华社发 寒假将至,北京家长雪莹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的网课广告比往常多了不少。 “上下班路上,地铁和公交站的广告牌很多都是在线教育;刷手机时,网课广告时不时地跳出来;休息时看看综艺节目,主持人口播的赞助商还是有网课平台。”雪莹说,在众多广告无孔不入的“入侵”下,自己也在手机上下载了好几个APP,为孩子假期充电做起了准备。 雪莹的焦虑颇具共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线教育市场发展驶入快车道。随着在线教育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大量资本蜂拥而至,在线教育俨然成为互联网领域的又一新风口。 在线教育如何发挥“在线”优势、凸显“教育”本色?在互联网思维和资本力量的助推下,狂奔的在线教育面临着不少新问题。 莫因资本涌入淡化教育属性 近日,一名广告中的“老师”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4家知名在线教育机构的视频广告中出现了同一名“资深教师”。反复“横跳”在广告中的“老师”,一会儿是有40年教龄的英语老师,一会儿是教了一辈子数学的名师。但经调查发现,这名被广告商“重复利用”的“老师”,其真实身份是演员。 在线教育广告“吃相难看”背后,是行业规模膨胀、竞争加剧的写照。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线教育发展按下快进键。截至去年3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4.23亿。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期间,多个在线教育应用的日活跃用户数达到千万以上。 风口的机遇吸引了资本的大量涌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超过了此前10年的融资总和,多家在线教育机构融资金额屡创新高。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22年,K12(基础教育阶段)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00亿元。 与资本奔涌并行的,则是在线教育机构在销售和营销方面的巨大投入。从斥巨资冠名晚会和综艺,到铺天盖地投放线下广告,众多在线教育机构使出浑身解数,在风口之上抢夺位置,以期吸引用户、叫响品牌。 一名在线教育创业者表示,用户增速和平均获客成本是评价在线教育类企业的重要标准。“不过,随着行业内的头部企业‘烧钱’加剧、获客成本增加,中小机构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多家在线教育头部企业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尽管平台的用户数量和营收迅速增长,但由于在去年暑假期间的高额营销支出,企业反倒陷入亏损状态。近期,随着寒假的到来,在线教育企业的营销大战再度进入白热化,“20元20课时”“免费体验直播课”等低价的“入门级”课程仍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线教育广告频频露脸的背后,是在线教育和培训机构本身性质与特征的变化。随着在线教育机构被市场所逼寻求投资,在线教育的教育性越来越弱、资本性越来越强。“过于以资为本,必然淡化自身的教育特性。”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认为在线教育是一个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它突然成为了老百姓的刚需,但却不是一个可以独立成长的商业模式。”在评价在线教育时,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曾作此判断。 守住质量底线才能长远发展 在线教育在疫情期间功不可没,但随着线下教育常态化的恢复,进入“烧钱模式”的在线教育能否保持“初心”、保证教学品质?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消费者投诉平台的分析显示,自去年以来,教育培训服务投诉增多。其中在线教育领域,用户的投诉多集中在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付费且退款难、虚假宣传和承诺、收费不合理、协议条款不清晰等方面。 一些平台擅自修改课程类型和时长,导致课程缩水;多家在线教育机构遭遇经营危机,家长退费困难重重、求告无门;一些在线教育机构系统不稳定、服务能力不足、师资力量良莠不齐,教师“无证上岗”的问题依然存在……专家表示,不断融资烧钱、低价获客的经营策略,使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师资水准、教学质量和学习服务难以得到保证。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可能造成家长预交的高额费用无法退回,长此以往会损害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发展前景。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我国网络课程教学目前处于“适应性冲突”阶段——网课开设率与参与度较高,但教学效果仍待进一步提升。课题组负责人表示,疫情期间大规模的教育信息化普及试验中,网课教育为弥合教育不公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对各级教育机构治理能力提出全新挑战。 在线教育要赢得未来,更要把好质量关,回归教书育人、启迪智慧的本职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专家指出,无论融资规模有多大,在线教育机构都不能背离教育的初衷,要把精力放到教学研发上,守住服务的质量底线,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表示,在线教育平台既要满足真实的消费需求,也要关注和防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发生,应当设立合理的行业标准、行为守则,推进在线教育行业规范发展。 加强监管引导行业规范经营 疫情之下,在线教育临危受命。在科技的支撑下,在线教育打通了现实的阻隔,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挑战,也让用户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而在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已从应急变成了习惯和常态,更要自立自强。 储朝晖认为,在线教育机构要守住课程与教育产品的品质底线。在融资面前,在线教育企业应基于自身的体量与业务量,确保风险可控,坚守教育品质,在教学过程中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 一段时间来,部分在线教育平台利用网课推广网游、交友信息,甚至散布色情、暴力、诈骗信息,危害广大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在此前的多部门专项整治中,已有多个在线平台遭到网信部门查处,其中不乏网易、爱奇艺等互联网巨头旗下的教育平台及频道。 作为“互联网+”的新兴行业,在线教育的监管范围和内容众多。网课内容、广告营销、收费退费、师资管理等问题,都是易“爆雷”、影响大而又难监管的领域。 对此,专家表示,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联动,对在线教育行业进行指导和调控,防止无序的资本厮杀,鼓励指导在线教育回归教育初心。 对于在线教育的下一步发展,教育部明确,将进一步加强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的研究,深入总结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编制教育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出台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引导与激励在线教育发展。 对于在线教育平台的管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动态更新黑白名单,建立监督举报平台,广泛接受各方监督。严查严处培训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引导培训机构规范经营。 同时,有专家指出,在线教育无序发展的种种乱象,也应从社会对教育的评价体系中寻找根源。很多在线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和卖点就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而大量资金涌入也是看到了这样的市场机会, 储朝晖表示,只有改变较为单一、以考试分数为主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改变当下在线教育的乱象和盲目竞争。从家长和学生角度看,如何用在线教育,要根据孩子的成长发展是否需要、是否合适和对孩子是否有利来决定。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来,有关“第一学历偏好”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所谓“第一学历偏好”,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将求职者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是否属于“双一流”或者“985”“211”高校作为筛选门槛的现象。在这一偏好下,一些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尽管拥有更符合招聘要求的专业技能、更加丰富的实习经历,甚至他们的硕士、博士深造学历属于“双一流”高校,却可能连招聘的门槛都无法达到。这种“学历查三代”的倾向造成了一种困境: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被压缩的求职空间,继而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高质量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环境下,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有效率地筛选出更具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毕业生,尽管这样简单粗暴的甄选方式可能会漏掉普通院校中的佼佼者。但另一方面,行业和企业却很少能够真正去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专业技术扎实的,还是长于沟通协作的,抑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最终只能笼统地将“双一流”高校作为选拔的主要标准。所以,一定意义上,“第一学历偏好”就是人力资源的“面子工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第一学历偏好”这一简单规则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美国学者劳伦·里韦拉揭露了美国的企业招聘中弥漫的一种“名校情结”。里韦拉通过对美国起薪最高的三大行业——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校园招聘进行研究,揭示了为什么在“人人都能追逐美国梦”的美国社会中顺利通过招聘选拔、最终获得高薪职位的往往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尽管学习和就业的结果通常被解释为个人抱负和能力,但里韦拉却发现,收入较高且受过优质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使他们在高校入学竞争和顶尖行业入职竞争中领先一步。换句话说,企业招聘看似是一种能力取向的平等选拔,实际上却是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因此,“第一学历偏好”正在制造和扩大新的不平等。“第一学历偏好”的背后,不仅包括学生个人的能力、期望和努力,也包括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甚至包括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资源。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择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高质量的公立学校过度集中在学区房价格相对更高的区域,而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年动辄几十万元。这些学校的师资更雄厚,能够提供更前沿、更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大量的荣誉奖励、先修课程、运动和艺术项目。重点学校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帮助他们打造一份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高校或就业应聘时非常有用。社会资本也产生着很大影响。一方面,父母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地位和范围能够成为孩子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另一方面,在校生自身的社会网络甚至更为重要,特别是那些已在行业中浸润多年的校友前辈能够激励学生对未来的期望,也能对如何准备实习和求职提供内行的指点。除此之外,文化资源,即人们用来融入社会环境的各种观念框架和行为框架,也对学生能否成功应对大学和企业的考验产生着影响。但是,是不是说家庭背景就早早地“决定”了学业成就,而学校背景就早早地“决定”了工作机会?并不必然。从近年来教育部对于高考的调整,比如取消自主招生、取消竞赛加分等做法来看,教育改革的一个明确倾向是优化“平等的选拔”,而非加重“不平等的选拔”。高考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主要桥梁,而学费在中国并不是成绩优秀的寒门学子追求一流大学的阻碍。进一步来说,并不是一纸重点大学或非重点大学的文凭就定性了一个人的前半生,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更在于努力和选择。非一流高校的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实习、社工和社会实践去弥补欠缺之处,一流高校的毕业证书也不可能直接为学生提供一份工作。“第一学历偏好”能破除吗?这需要就业政策的正确引导,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做深层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近10年来,我们见证了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革新,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很有可能经历教育体制和文化观念的重要改变,教育会更加强调开放、自信和价值塑造,而社会观念也更加强调多元创造力。这是破解“第一学历偏好”的真正答案,这一过程也必然需要各方作出更多反思。(作者:严飞,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查看考试分数 新华社发步入考场 新华社发 【记者调查】 时值期末,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教师花阳所带的《内燃机原理》结课了。录入完学生成绩后,系统自动生成了学生成绩的分布图,“这次给分虽不是严格正态分布,但也呈现中间多两头少的分布,稍微偏向高分段一些”,花阳说。 此前,中南大学老师吴嘉被学校教务提醒学生成绩应服从正态分布一事引发学生和老师的广泛讨论。据了解,吴嘉所授课程参考人数是153人,期末最终成绩90至100分占比70%以上,几乎没有低分,其中,平时成绩全部都在95分及以上。学院审核时发现成绩分布异常,提醒教师进行复核确认。吴嘉认为,“答卷很好,我不可能给低分”。 成绩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绩点与保研、留学、找工作、拿奖学金息息相关,学生成绩的正态分布曲线下是每一个学生未来的切身命运,也充满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正态分布:既定规则下对学生成绩的综合评判 正态分布是统计学上的一种概率分布,正态分布曲线呈钟形,两头低、中间高。高校学生成绩的正态分布则指班级学生成绩应呈现中间成绩占大部分,极高分和极低分都较少的分布。 记者查阅发现,如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实施办法(修订)》中要求,“一个教学班的课程考核成绩一般情况下应呈正态分布,便于选拔优秀,甄别落后,其中,‘A’或者90分以上者一般不超过20%。”文件称,这是为了防止评分标准过严或过宽,希望教师以客观的尺度评定学生的各项成绩。 实际上,学生对学校的成绩规定并不太了解,记者分别询问了在普通高校和双一流高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可能有政策,但具体不是很清楚”。 北京大学研一学生刘清说,如果85分以上是优秀,“一般得了84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觉得被‘正态’了”。东北财经大学大四学生吴海则说,“要是有出国等诉求,有的老师分数上就不会卡得特别死”。 文月在做助教期间曾辅助导师在教务系统中登入学生成绩,她说老师知道优秀率有限制,会提前注意成绩分布,“规则是既定的,一般不是说成绩录不上系统再去修改,而是打分时就根据要求调整好比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祁进玉也表示,学校有期末成绩正态分布的要求:“我带的是一门本科生学科基础课,考评方式里课堂表现和展示等环节占三分之二,期末大作业占三分之一,但最后的成绩是严格按照各项分别打分,不会专门调整分数。” “我不认为‘都得高分’是合理的,如果平时很用功的学生和不努力的学生最后分值差不多,其实会打击其学习积极性。所以从人的基本能力来看,应该是基本符合正态的,至少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花阳认为,如果教师对所教课程的重点难点有更清晰的认识,评分标准会设计得更合理:“例如对难题赋分就不宜过高,否则即使成绩中等的学生也会被划到成绩偏低的一部分,还是要教师综合考虑。” 分数膨胀:现在优秀学生的比例确实提高了 文月回忆,大一大二没有“正态分布”政策时,有“水课”老师靠极高优秀率吸引学生。 花阳也说,一些公共基础性大课,选课人数多,同学们就会打听,哪位老师给的分数偏高,课程通过比较容易,就去选谁的课,而不是凭自己的需要和兴趣。 “要求正态分布,实际上是要求课程所传授的知识体系要与学生的(平均)认知水平相当。我们假定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没有抄袭,教师设定教学内容、目标是让学生平均分达到80分,那么从统计学上讲,成绩就应以80分为期望值呈正态分布。”华北电力大学教务处处长刘崇茹分析说。 刘崇茹强调,从教务部门的角度出发,正态分布是从另一个角度要求教师。“一部分老师可能评分不认真,所以目前要求教师填写一张‘学情分析’或‘试卷情况分析表’,教师自我评估,平均分、及格率是多少,题型、教学内容是相对偏难还是简单了,为何没达到教学目标等,但在系统里提交成绩时并未规定只有正态分布才能提交。”刘崇茹表示,“我认为,如果说偏离太多,可能反映教师所教的内容明显偏难或偏简单,说明教师并没有很好地‘因材施教’。” 据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的研究发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2004年出于反对分数膨胀的立场,开始限制A类(即优秀)分数的比例。但10年后,该校意识到设限具有负面影响,对此予以更改。到2020年,该校再次进行调查,发现分数确实有新的走高现象,但该校并未对此再作出限制优秀比例的规定。 “分数膨胀是必然现象,现在优秀学生的比例确实比过去多很多,还有很多人在刻苦努力希望自己更加优秀。这是个时代进步的体现,目前良好的学习环境、发达的网络资源、便捷的国际交流,都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与过去无法相提并论的机会,自然使得学生要比过去优秀得多,而且呈现他们优秀的机会也很多。”郭英剑说,“我认为不该专门去‘控制’所谓的成绩区分度。学生成绩的区分度,应该是自然而然所形成的,而不是人为‘控制’出来的。这样对学生才公平。” 曲线背后:接受一流的教育而不是只专注于分数之高低 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顾晋伟看来,从本科到博士,自己从未在意过成绩是否被“正态分布”调整了,“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人,而不应该完全用统计学的数字来管理。” 郭英剑认为,要求成绩进行正态分布,看上去是要防止教师随便打分、防止学生分数膨胀,实际上对教师来说是剥夺至少是削弱了他们应有的判定和给予学生应有成绩的权利,对学生来说则是剥夺了部分学生有可能获得优秀的权益或者机会。 在正态分布曲线背后,除了教师对学生分数的考量,更指向如何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权威的、高质量的评价。 “我们也在做教学评价,但确实比较难,因为很难给出客观的标准。不同学生有不同态度,有的学生觉得风趣、给分高就是好课,并不一定传达了多少有效知识。并且教学评价也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刘崇茹坦言,“所以‘正态分布’其实也是考核教师的一个指标,毕竟它有数学、统计学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可以评估教师教学内容设置是否合理、所出试卷难度是否适中、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如果完全不要求,教师‘想教什么教什么’,不管学生‘学懂学不懂’,就更难评价教师是‘放水’还是认真讲课。” 花阳认为,“评价标准无论如何定,一定应以学生为中心,落脚点也应该回到学生,而且需要兼顾各个方面。” 郭英剑更加强调对学生和教师的信任,“相信教师具有判定学生是否优秀的判断力,相信教师不会滥用这样的权力。也应该相信学生,相信优秀的学生并非都会做出仅为了成绩而去选择课程。”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教师,都应该更好地教育学生:从一所好大学接受一流的教育而不是专注于分数之高低,才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本质所在,也才有益于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郭英剑最后说。(本报记者 杨飒 周世祥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 现有学校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很多家长心态失衡,在不能进入更好的学校之前,只能通过报名参加课外辅导班来缩小孩子的考分差距。可见,学校之间的差距是培训火爆的外部条件,学生评价体系单一则是培训火爆的内部根本性原因● 在线教育企业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基本无望,它们纷纷将眼光投射到新的增长点——素质教育的培训业务。“体育提分、美育进中考”等素质教育新政又成为在线教育机构瞄准的新增长点,但同时也存在被应试裹挟的隐忧● 要想解决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应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评价体系,改进教育管理,改善教育内容1月7日至8日,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会议提出,重点整治唯利是图、学科类培训、虚假广告等不良行为。综合运用经济、法治、行政办法,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培训内容、教材教案、收费管理、营销方式、教师资质等提出要求。切实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不到位的问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多点零星暴发,2021年寒假在很多地区提早开始了。《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与提前进入寒假相伴而来的是,学生们也提早被家长安排了各种校外培训课程。在学生群体特别是城市学生群体中,语数外三科校外培训已成为“标配”。而早在5年前,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就披露,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在年年喊减负的大背景下,学生何时才能摆脱被众多课外班“加身”的命运?疫情影响寒假提前放假课外培训填满学生假期元旦前后,北京市民苏萍就开始为提前放寒假的女儿挑选线上课程。她现在的报课原则是不囤课(不一次性购买很多课程),因为不少线上培训机构在做大后会不断扩张,教学质量无法完全保证。一周10节课,每天至少两节课,每堂课30分钟;两家机构的数学培训每周三节,分别侧重培养数学思维和计算能力;线上一对一外教练习口语;线上英文绘本阅读;其余是学习语文拼音——这是苏萍给她5岁半的女儿安排的线上课程。为了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苏萍加入了4个“鸡娃群”,4位群主主要做线上课程营销。据苏萍介绍,现在这4个“鸡娃群”的主旨都是“千万不能报线下,危险”,线上课程也因此受到家长的青睐和认可。苏萍在整体比较了各类线上课程后发现,在线教育如今已经拥有多种不同的切分维度。根据学习主题,可以分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两类。儿童英语以及近年来开始流行的少儿编程均属于前者,严格遵照公立教育体系“课纲”展开;中小学知识点和解题培训,则针对应试教育场景。“只有‘知己知彼’,才能选择适合孩子的课程。孩子的时间很宝贵,浪费不得。”苏萍说。经苏萍引荐,《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就连儿童体能培训等户外课程都有了线上录播课程,甚至还有一对一的直播体能课。实际上,并非只有低龄学生青睐线上课程。北京市民成浩近日已经给12岁的女儿制定了寒假计划,其中的线上课程包括某英语阅读营的线上体系课、初一数学以及PET考试冲刺班。北京市民杨斌的儿子正在读七年级,这个寒假,他的儿子每周只有一天是空闲的。“自从给孩子报课外班以来,我的一年就开始跟着培训班的春季、暑期、秋季、寒假4个交钱季来划分了。课时费每个小时350元,一次两个小时,一季大概15次课,仅一科就是1万元。一年4次,钱就这样被培训班收割完了。”杨斌说。多数家长存在教育焦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苏萍、成浩们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家长您太大意了,您要知道课外班如果没在培养您的孩子,那么就一定在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是校外培训机构常用的营销“鸡汤”。在自己的孩子就读四年级时,杨斌站在别人介绍的培训机构门口,听到了营销人员的“鸡汤”,这句话也让杨斌“恍然大悟”。现在很多家长都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奋斗史,这个过程让他们知道竞争的滋味,也理解竞争的残酷。课外辅导班老师抛出的那句“鸡汤”,勾起了杨斌的回忆和斗志,“我并不期望儿子能有多大的成就,但是至少别低于我们现在已有的水准,不能再掉下去”。很多家长跟杨斌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努力跨进的“门槛”,并不保证让孩子“进入”,而是决定着孩子是不是被“排除”。“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孩子寒假培训班的数量。”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爸爸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孩子报了数学、英语、古筝和篮球,其中有些已经上了两三年。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68%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感到“非常焦虑”或“比较焦虑”,仅有6%不焦虑。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将孩子送进辅导班已成为多数家长的选择。《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家长平均每天护送辅导孩子学习的时间为1.5小时,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时间为3.1小时。“陪娃”已成为除睡觉休息、就业工作、家庭生产经营工作、学习培训外的第五大时间支配项目。当把上述数据落到14岁的北京初三学生晓婧身上时,她的状态是:“从上小学六年级开始,我没有度过一个没有课外班的周末和寒暑假”“我上过的课有很多种,有线下班课、线上班课、线下一对三、线下一对一、线上一对一”……教培机构瞄准素质教育警惕应试裹挟反增负担教育焦虑刺激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早在5年前,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披露,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教育领域进入“冰火两重天”:在线学习在外力冲击下迅速普及;线下教培行业遭受重击。伴随而来的是在线教育打响了比往年更为激烈的“烧钱”抢生源大战。据苏萍介绍,她把能退的线下培训机构都退了,比如声乐舞蹈还有线下英语课。原因很简单,担心线下培训机构跑路。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扩大,线下教培机构频频“爆雷”,部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失联”,家长、学员损失惨重。长久以来,在教培机构自由生长的大环境中,缺乏监管的预付款机制无法提供有效预警,更为“跑路”埋下了导火索。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发布的《疫情期间培训教育行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超过90%的机构表示疫情对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其中面临倒闭危机的占29%,经营停顿的占36.6%,勉强维持的占25.4%。大部分线下机构都面临困境。79%的机构表示账上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8%的机构甚至只能维持半个月以内。韦博英语、优胜教育、学霸君等一批非头部企业相继关停和倒闭。不过,在线下教培入冬的同时,资本却热逐在线教育,2020年以来陆续涌现高额融资。在线教育被不断催热,头部机构持续加码“烧钱”获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达4.23亿,在全国人群中的渗透率达30%,倒逼教育机构在教师、教研等相关能力方面的适应与提升。不少教育机构纷纷在疫情期间推出免费公益课,打造企业形象和口碑,获取更多客源。不少机构负责人表示,线上引流线下变现,是未来运营的一种渠道。苏萍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但凡有4岁以上孩子的家庭,基本每个月甚至每半个月就会发送线上课程的专属海报。如果有朋友根据这个专属海报的二维码申请试听,那么她就至少可获赠两节以上的课;如果成功报名,可获赠10节课;即使没有人申请,只要分享这张海报,也能获得一节赠课。“今年寒假,校外培训的热度不会减。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不少家长就开始行动了,为孩子报了校外辅导寒假班。”某教育培训学校负责人表示,与去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在选择寒假班时,家长们不得不在线上和线下辅导班中选择,“如今,实力雄厚的培训机构都增开了线上课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线上和线下教育的激烈竞争之下,教培机构新一轮的争夺仍未脱离应试化教育的牵绊。学习方式转化同样带来了学生和家长焦虑、数字环境下教育资源不平等问题。在调查中,《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线教育企业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基本无望,它们纷纷将眼光投射到新的增长点——素质教育的培训业务。“体育提分、美育进中考”等素质教育新政又成为在线教育机构瞄准的新增长点,但同时也存在被应试裹挟的隐忧。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学校的体育中考逐年增加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美育中考要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广”。然而,这些规定被部分学者视为“用应试教育的方法倒逼素质教育,恐增加学生课业负担”。有校长指出,目前新政落地细节尚不明晰,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初衷的政策,需警惕“在功利化的方向上愈演愈烈”。校内校外应通力合作,培养学生对艺体兴趣技能和人文素养。(记者 赵丽)
如今,无论是一线大城市,还是偏远小县城,从3、4岁开始学跳舞几乎成了女童们的课外班“标配”,有的孩子还学起了艺术体操。但是,近几年多地出现的女童练舞受伤致瘫的新闻也让家长们“胆战心惊”:到底该不该送女孩去学舞蹈、练艺术体操呢?我家孩子适合学跳舞吗?怎样科学避免孩子跳舞或练体操过程中受伤?就此,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舞蹈老师、体操教练和运动医学专家。 每个孩子都可学舞蹈,5岁开始比较适宜 采访中,记者看到有些孩子身体柔韧性好,在练习下腰、劈叉等基本功时不会感觉到太疼,可轻松做到标准动作;而有些孩子在舞蹈老师的辅助按压下疼得直掉眼泪,动作也不能做到位。那么,后者是不是就不适合学舞蹈?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马薇薇老师,从事舞蹈教育已12年了。她告诉记者,儿童从小学习舞蹈对孩子身体协调性很有帮助,也可锻炼孩子的坚强意志。孩子一般从5岁开始学习舞蹈就可以,不宜太早。在她看来,舞蹈本身是用身体去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方式,只要是喜欢舞蹈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学跳舞,和身体的软硬没有太大关系。但为了更好发挥肢体语言,学习舞蹈的孩子都需要练习软开度。“即使比较硬的孩子坚持练习,也一定会把软开度练得很好,但一定要坚持。”马老师说。 马老师介绍,舞蹈基本功可从5岁开始练习,主要训练目的是孩子的肢体控制力,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力量。软开度可从一年级开始练习,那时孩子肌肉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太小的孩子身体能力没有达到,过多练习软开还是会有危险的。 艺术体操有助孩子长高,但专业竞技选材有严格要求 缑小燕,我国第一批艺术体操运动员、艺术体操国际裁判、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在她看来,艺术体操与儿童舞蹈在坚持练习的前提下都可锻炼孩子身体的柔韧度和协调性,同时陶冶艺术情操,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很多舞蹈更多注重腿部练习,上身动作是与腿部动作相配合的;艺术体操锻炼的是全身部位,包括头、颈、肩、胸、髋、膝盖、脚尖,每一个部位都有相应练习。 缑教授认为,从健身角度来讲,每个人都适合去练习艺术体操,艺术体操从3岁就可开始练习,可以强身健体,变得体态优美。但从专业竞技角度来讲,艺术体操在选材上是有一定要求的。“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那些四肢修长、腿形漂亮、颈肩协调、脸型小巧的孩子。在前期练习中,也会观察她们学习动作的快慢和表现程度来判断她们天赋的高低。”缑教授说道。专业运动员的初级选材一般在6~8岁,中级选材在9~14岁,高级选材在14岁以后,通过高级选材后,一般就可进入专业队参加国家级竞技比赛。 我们看到很多体操运动员身高都不太高,有些家长担心练习艺术体操会不会也影响孩子身高发育。缑教授给出了“放心”答案:“体操与艺术体操不一样,练习艺术体操不仅不会影响孩子身高发育,还会有助于她们长得更高。”缑教授表示,体操是重器械(器械不可移动)运动,在平时锻炼中有很多负重练习;而艺术体操是轻器械(器械可移动)运动,在平时训练中主要是柔韧度练习。 “在世界比赛中,艺术体操运动员的集体身高都在170~175cm,个人也基本都在165cm以上。”缑教授告诉记者,除了有助身高发育之外,坚持练习艺术体操,女孩还可以矫正驼背、塌腰、腿形不正、走路内八等不良体态,让孩子变得更有气质。 身体“软度”由基因决定,动作专业规范可预防受伤 马薇薇认为,舞蹈练习只要科学系统,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孩子练习舞蹈一定要找专业老师,不要过度练习柔韧度,不要争强好胜,不要跨级。要根据自己能力来选择课程,循序渐进慢慢来,就不容易受伤。” 缑教授介绍,在艺术体操的日常练习中,常见的有重复性动作导致疲劳损伤,比如腰肌劳损和膝盖受伤等。但有些损伤可通过规范动作来避免,“比如,立脚尖时我们要求五个脚趾头都要沾地,但是有些孩子在练习时动作不对,可能只有三个脚趾头沾地,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脚腕疲劳,导致损伤。”缑教授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管康复师苗欣认为,力量和柔韧是互相矛盾的身体要素,哪一方过强都不好,它们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对于柔韧度比较好的学员,要去强化它在柔韧动作中的力量;对于柔韧度稍差的学员,要选择循序渐进提升柔韧性,而不是暴力去压腿、下腰,以免给孩子带来损伤。”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杨渝平告诉记者:“近些年通过基因研究发现,身体的‘软’其实是天生的。”他解释,我们骨头之间的连接部位叫作骨骺,成年以后骨骺就会变成骨头。通常小孩子骨骺还没发育完全,身体都相对较软。一般情况下,女孩在13~14岁,男孩大概15~18岁,骨骺会发育完全。而天生“软”是指孩子骨骺发育完成后身体还比较“软”,这种情况是基因决定的。“有的人想通过训练把身体练软了,但其本身不具备身体的软度,于是就会出现各种损伤。”杨渝平说。 舞蹈艺体训练要掌握好“度”,身体太“硬”不要勉强 多年来,杨渝平接触到了儿童脚踝扭伤、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等各种病例。他介绍,压腿、劈叉这些基本功动作,有可能造成大腿根部的肌肉肌腱拉伤,叫坐骨结节、骨骺炎或是骨骺损伤。“这种情况常见,就是一压腿发现屁股蛋后面疼,之后甚至会疼数月或数年经久不愈。这都是因为过度牵拉造成的,一定要好好休息,做冰敷,甚至有少数人可能还需要做手术。”杨渝平说。 体操和跳舞中经常会有下腰动作,杨渝平指出,这个动作会牵拉脊髓,脊髓牵拉过度或下腰过程中摔倒等,可能会造成脊髓损伤。尤其在做“反功”动作时,会对脊柱骨头造成非常严重压迫,甚至造成椎体离断,脊椎的一部分骨质就可能被压坏,最后就长不上了,直接造成损伤。但近年新闻报道中有小孩因做下腰导致瘫痪的情况还属于极个别现象。 此外,还有一类损伤是间接造成的,比如舞蹈演员或小朋友在做类似金鸡独立这种动作时,稍微一扭或一蹦,容易出现膝关节扭伤,这种膝关节扭伤经常会伴随髌骨脱位。“好多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髌骨已脱出来了,就觉得扭了一下,膝关节有点肿,休息一段时间好了,但之后却是反复发作。如果还要保持运动能力,髌骨脱位是需要做手术的。”杨渝平说。 去年一个9岁小女孩的病例让杨渝平至今印象深刻。这个小女孩就诊时左手臂只能抬到比平举还低的位置,她妈妈介绍说是孩子上舞蹈课时老师给做开肩动作时感觉被拉了一下,有点不舒服,一周后就出现了左臂举不上去的状况。经过检查后,杨渝平发现小女孩是臂丛神经拉伤,给予了相应的口服营养神经的药物,嘱咐家长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一旦加重随时到医院复查。6周后,小女孩母亲回复说,孩子肩膀抬起来基本没问题了。 杨渝平说,“开肩”是舞蹈老师经常帮学生做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出现很严重风险,就像这个女孩一样出现神经牵拉损伤。“这孩子挺幸运的,因为神经损伤有时候并不能完全恢复,甚至完全不能恢复,希望这个例子能让大家引以为戒。我的闺女也特别喜欢跳舞,但我叮嘱她说,在老师帮助你牵拉时,如果有明显不舒服一定要叫喊出来告诉老师‘我真的受不了’,千万不能因为一个过度动作引起终生遗憾。”杨渝平强调说。 苗欣也提醒,在孩子练习舞蹈时,家长应多加留意,掌握好一个孩子可承受的“度”。家长可以让孩子遵循无痛训练的原则。“这个无痛,包括跳舞训练中的无痛和训练后无痛,即使痛也是非常轻微的疼痛,而且很快会消失,那就能接受。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疼痛,训练后不消失,甚至连续好几次训练都出现同样位置的疼痛,就一定要找专业运动医学的大夫或康复师去明确诊断,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练习。” 杨渝平建议,孩子学跳舞,首先家长要评估孩子韧带是属于软的还是硬的。人的韧带在小时候是比较容易抻长的,在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可以逐渐去训练;但如果实在练不下去,那就说明这孩子长大了可能属于韧带比较硬的,也许不太适合跳舞。因此跳舞一定要量力而行,因材施教,千万别勉强孩子。 第二,如果孩子受伤了就先休息。受伤后要冰敷10分钟,别热敷。如果休息后还没有恢复或感觉哪里疼了,赶紧找正规医院专业的运动医学大夫看看,以免耽误孩子病情。(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 记者 杨娜 实习生 侯昌赫)
如果周末要出游,你会选择去哪些地方?最近几年,高颜值、有特色的网红书店越来越多,成为年轻人热衷一去的打卡地。日前公布的《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网店渠道保持正向增长,实体店渠道受疫情影响明显,同比下降33.8%。书店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文化味儿,也因此受到关注。近年来,书店一直面临转型的压力,也有人提出,“高颜值”真的对书店生存有益吗?在网红书店里,书会不会沦为拍照的“道具”?什么是“网红书店”随手打开一些消费点评类APP,输入关键词“网红书店”,会跳出来不少搜索结果。仔细翻阅,能被列入“网红”行列的书店,不少都具有高颜值和设计感。比如言几又、南京先锋书店、钟书阁等等,不少读者乐意一逛。有些书店则具有一定特色。此前,在重庆渝中区有一家旧书店:只有十多平米的店面塞满了各类书籍,既文艺又“怀旧”,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打卡,变成了一间“网红店”。书店设计专家三石大致总结了当下“网红书店”的几个特点:一是符合当下审美需求的视觉性,二是阅读空间布局、陈列的沉浸化。“三是书店题材的独特故事性,四是个性化的活动性与服务性。但是,从现在看来,大多所谓的网红书店往往强调前两个特性,故事性和服务性并不强。”他说。开卷研究咨询部经理冯小慧则认为,时下“网红”的一些特性基本都能套用到网红书店上,但具体定义目前无法直接给出,“它们可以说是书店在时代大环境发展中的正常产物。”人们为何愿意逛?不可否认,“网红书店”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常见,时常会有人在网上分享网红文艺书店的打卡攻略。书店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更多的社交属性。“我喜欢去网红书店,有时是打发时间,去翻翻书;有时是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有什么特点。”一位80后读者承认,书店的颜值是吸引她的原因之一,“我也会拍照发留念,推荐给别人。”漠漠在某企业工作,喜欢读纸质书,如果中午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也会去书店逛逛,安静地看书、做笔记,“单位附近就有一家西西弗,逛着比较方便。”“我不会主动逛网上推荐的网红书店,但恰巧路过时会去看看,或者陪朋友一起去,也会在书店拍照,打卡留念。”她承认,如果体验感很好,还会再去读书,或者享受那里的环境。书会成为“拍照道具”吗?上述读者的感受并不是孤例,国内有不少“网红书店”成了热门打卡地,但也几乎都逃脱不了一个追问:拍照的人是不是比买书的人多?一些读者去网红书店时,往往会给书店拍照,或者还会摆一个捧书阅读的造型,买不买书倒不一定。有文章提到,打卡“网红书店”已成为一些人的城市旅游项目。而一些热衷于拍照的读者,也有可能给别人带来不好的阅读体验。曾有人吐槽,求网红姐姐们放某个知名书店一马,“拍几张得了,别占着走道拗造型。”“我去书店比较少,想看什么书一般目标非常明确,直接网购第二天就到货。”由工作原因,朱薇经常和书打交道,她不否认网红书店自有吸引人的特点,但自己并不适应那里的氛围。在她看来,很多网红书店看上去好像环境很舒适,但离书有点远,更多是在书外,“如果是去书店,我也喜欢去简简单单的小书店,突出书本身,没有额外营造的氛围干扰选书。”从消费者到“读书人”对网红书店的种种讨论,至今都没有结束。而重视装潢设计、以“颜值”来吸引读者也往往被认为是书店转型的一种方式。“随着网店的发展,消费者的购书习惯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所以,对于一家书店来说,是不是非要规规矩矩卖书,还需要从客群角度去看待自身的定位。”冯小慧说。她认为,书店更应该围绕受众客群来进行店内商品的组织、陈列,让书店从一个空间变成一个能够满足客群需求的场景空间。但这些转型和是不是“网红”关系并不大。其实,书店颜值高、设计精致,从而吸引读者来打卡拍照,又或者也卖咖啡、卖简餐,这和书店的文化内涵不冲突。经过时间的沉淀,留下来的还是关注书与知识本身的读者,来“打卡”的人,也可能会因此爱上阅读。所以,有文章称,当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网红书店比着剪刀手自拍的时候,不要盲目跟风也无须暗自鄙夷。捧一本沉甸甸的著作,寻一块清净的所在,坐下静静品读,才是书店存在最大的意义。(漠漠、朱薇为化名 记者 上官云)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这句略带调侃的话,恰恰道出了当今家庭教育的问题所在。谁来教父母成为合格父母?家庭教育需要立法来设定底线、厘清关系。20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并规定了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其他有关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主体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草案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但被人民法院裁判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或者被中止探望的除外。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特别是在孕期和未成年人进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重要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草案提出,国务院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修订并及时颁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组织有关部门编写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教育指导读本,制定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规范和评估规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设立或者推动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学校,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学生的特点,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婚姻登记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等,草案也提出了在不同情况下提供相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要求。
“孩子的书真的很难选”,宁波市的李女士感叹说,“我每天都会抽时间跟6岁的孩子一起阅读,但困扰也来了,我买的绘本,上面写着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但很多时候女儿都无法理解书里的内容。有的书标榜是少儿图书,却根本不适合孩子,内容庸俗。”不久前,当当网联合艾瑞咨询发布《2020年中国K12阶段学生“分级阅读”白皮书》,艾瑞分析师剖析了国内外分级阅读的发展现状,直击父母选书难、孩子阅读效果差等痛点。“分龄阅读”和“分级阅读”的一样,都是在强调提供“适合孩子看的书”。据报道,为将“分龄阅读”做到极致,宁波图书馆从“场域分龄”“馆藏资源分龄”“活动分龄”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馆藏资源方面,宁波图书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阅读能力的孩子进行了纸质和数字资源的分类。有几种情况会导致“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出现在少儿的视线里:一是“成人书籍”进入儿童阅览室、少儿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儿童书柜”;二是内容夹杂了“不适合儿童看的内容”的“有毒童书”被视为“少儿图书”;其三,内容貌似“适合孩子阅读”,可“孩子读不懂”。为了降低上述几种情况对孩子的危害,宁波图书馆做了大量工作,对馆藏图书进行分拣,屏蔽了“不适合少儿阅读的图书”,挑拣出“适合少儿阅读的图书”,应该说非常尽心。但是,“分龄阅读”“分级阅读”不是图书馆一家的事情,不应让图书馆孤军奋战。孩子在什么年纪应该懂多少知识?孩子究竟该阅读什么层次的书籍?这是家长的困惑,也是孩子的困惑。因此,在推行“分龄阅读”和“分级阅读”的过程中,还需要从源头上做些事情。对出版社而言,需要细分书籍市场,有针对性地出版“分龄书籍”和“分级书籍”,让孩子阅读更轻松,看得懂还能长知识,而不是制造“看不懂的知识”,更不能让孩子看到“不该看的内容”。不是简单地在书籍上印上“适合某某年龄阅读”就能叫“分龄”,也不是有了“少儿图书”的字眼就能叫“少儿图书”。如何实现“分龄阅读”“分级阅读”,需要文化出版部门好好谋划,科学分类。倡导书香时代,不能只形诸口号。(郝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