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图片职业生涯规划不仅能帮助大学生对职业生涯有合理的规划,也能为有创业志向的同学找到发挥自我潜能的路径,提高大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因此,了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现状、需求、困境,有利于加强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有效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使大学生自身得到发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在校大学生就业倾向调查报告”的数据分析显示,虽然多数大学生具有积极的就业观念与就业意识,并且在就业能力提升和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做了多方努力,但是在就业倾向和生涯规划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亟待培养近九成大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很重要,但仅一成多大学生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一些学生存在“升学无意识、就业无意识、发展无意识、生涯无规划、学习无动力”等现象。缺乏规划的大学学习生活,对未来的就业与发展都有很不利的影响。调查发现,将近九成的在读大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重要的。数据显示,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非常重要的大学生比例为42.8%,比较重要的比例为46.9%,二者合计89.7%。年级比较发现,低年级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更重要,而高年级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重要的比例最低。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大学生对于自身今后职业发展有大致规划,其中有规划但没有详细步骤的超过四成(44.9%),有规划方向但没有深入考虑过的占三成(34.2%),有清晰规划的仅占一成(13.7%)。年级比较发现,五年级及以上的大学生有清晰规划的比例最高(19.5%),其次是四年级(16.7%),而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大学生比例略低。可见,高年级的大学生有职业规划的比例更高,比低年级的大学生高出约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毕业的临近或进入更高年级,大学生开始考虑更现实的就业问题,因此职业发展规划成为大学生考虑比较多的问题。规划要及早开始,这样才能在几年里更好地按步骤、有节奏地实施规划,而不至于临时抱佛脚,也不至于让规划成了束之高阁的“课堂作业”。但是数据显示,大学生中,没有规划的呈现“U”形分布,大学一年级学生没有规划的比例最高(12.7%),随着年级升高逐渐降低,到了大学五年级没有规划的比例又呈现上升趋势。逾三成大学生具有主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考证”成为大学生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的首要途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还是被动,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主动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与职业目标为出发点,有利于学生结合自身特点及发展需求,全面融合多方发展资源,对就业前的职业准备有通盘考虑。而被动的职业生涯规划,则易流于“随大流”,有的学生或许被裹胁向前,也有的学生则在盲目中迷失了自我的发展目标。调查数据显示,有三成大学生(31.5%)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主动的,有50.3%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既有主动行为也有随大流的情形,还有一成多表示说不清(10.3%),有7.8%承认是随大流。可见,多数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参半。年级比较发现,低年级学生规划意识更强。数据显示,能主动规划职业生涯的一年级学生38.8%,二年级31.4%,三年级29.5%,四年级32.4%,五年级及以上34.2%,可见一年级比其他年级高出4~9个百分点。而高年级学生随大流的人数较多,大学四年级学生、五年级及以上学生随大流比例分别为9.0%、8.2%,比大学一年级分别高4.8个、4个百分点。职业生涯规划的实现,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或渠道来逐步靠近职业目标、培育职业素养,提升职业能力。数据显示,参加各种职业证书考试是大学生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方法(47.2%),其次有四成多通过多参加社会活动积累人脉(43.1%),排在第三位的是涉猎相关领域知识(39.4%)。而到相关领域实习仅三成多(34.9%)。另外,选择坚持学外语、自费参加培训的比例分别为33.3%和11.2%。男女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所采取的行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职业证书考试(52.4%)和坚持学外语(38.5%)方面均远高于男生,说明女生更倾向于以学习与培训作为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男生更倾向于实习(35.2%)与参加活动积累人脉(41.0%)等实际行动来作为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虽然低年级学生具有更强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但从职业生涯规划发生的实际行动来看,各项规划都随年级增长实施得更多,到三四年级时达到顶峰。说明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们开始采取更多的职业生涯规划行动。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校的课程设置,低年级学生课程较多,虽有主动的职业生涯规划意愿,但能实际参加考证、实习等活动的比例较少,另一方面可能因为高年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虽然不强,但受到就业压力及同辈群体的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实际行动的发生率较高。以考证为例,一年级学生考证的比例为28.2%,四年级为51.6%,比一年级高23.4个百分点。五年级学生的数据有所回落,可能是因为很多学生在三四年级时已经考过各类证书。2.大学生职业规划相关培训急需加强逾六成大学生没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类的教育培训,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培训近九成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组织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特征与规律,学习结合自身条件与需要设计生涯规划图景的方法,才能使职业生涯规划更有效。因此,参加相关的教育培训,更有利于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数据显示,有37.4%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类的教育培训,62.6%没有参加过。参加相关培训的大学生不足四成,这说明多数大学生缺乏相关的培训,也许重视程度不够,也许当地缺乏教育条件。对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类培训的大学生进行统计发现,学生参加的培训近九成(89.4%)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组织。可见,学校对职业生涯规划类的教育培训具有主导作用,在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次为社会组织(13.1%)和团组织(12.9%),二者相差无几,均占一成左右;而学生参加由政府部门组织的教育类培训较少。性别比较发现,女生到就业指导中心参加培训的比例高于男生,男生通过社会组织或团组织活动等参加教育培训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女生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比例(91.2%)高出男生3.8个百分点。年级比较发现,高年级大学生参加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教育培训更多,大学一年级学生参加社会组织、团组织、政府部门的培训较多。四年级学生比一年级学生参加就业指导中心培训的比例高5.8个百分点,一年级学生参加社会组织、团组织培训的比例分别比四年级高7.4个、9.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低年级学生就业压力还未来临,他们更多喜欢社团组织、政府部门组织的、内容更宽泛的职业生涯规划培训,而高年级学生更希望就业指导中心给他们带来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六成多大学生参加过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近六成大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对自己帮助大参加培训、接受就业指导、实习见习,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效的培训与指导,使学生在入职前能结合自身素质与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路径。数据统计发现,六成多大学生参加过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或讲座(65.1%),没参加过的比例为34.9%。可见,学生对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参与程度尚可,但是还不尽如人意,刚刚达到“及格”水平。年级比较发现,大四学生参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大三、大二、大五、大一。四年级学生参加就业指导课的比例为75.6%,比一年级学生高36.8个百分点。可见,在本科教育阶段,年级越高,学生参加就业指导课的比例越高。到了研究生阶段,学生参加就业指导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对于本科生来说,毕业在即,就业指导成为学生找到理想工作岗位的“救命稻草”,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得到缓解,或者就业难度减小,因此参加就业指导课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数据统计显示,有57.6%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对自己帮助大,其中认为有很大帮助的比例为18.1%,认为有较大帮助的比例为39.5%。也有不足一成的学生认为帮助较小、没有帮助(3.5%、1.2%)。性别比较发现,男生认为就业指导课对自己帮助大的比例比女生高6个百分点;年级比较发现,低年级学生认为帮助大的比例最高,其中一年级为78.9%,接近八成;而二年级的比例为63.2%,三年级为55.4%,四年级为48.8%,五年级及以上为62.7%。通过对不同教育阶段学生进行比较,高职高专的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帮助更大(61.1%),高于本科(56.5%)和研究生(48.6%)。对研究生帮助较低,帮助程度一般(46.1%)的占比近一半,远高于其他两个学业阶段。同时,调查发现有59.0%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有过实习或见习经历。年级比较发现,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对实习的参与程度逐渐升高。其中,比例最高的为四年级学生,有八成多大学生有实习或见习经历(83.0%),与一年级大学生相比高了54个百分点。到五年级及以上的大学生,实习或见习的参与度有所下降(64.9%),比四年级低了18个百分点。对参加实习的2355名学生进行统计发现,有42.3%认为实习对今后就业的帮助非常有用,有47.7%认为比较有用,合计90.0%的学生认为实习或见习对就业有帮助。可以说,通过岗位体验与实践,的确对学生选择就业目标、适应就业岗位有很大的作用。3.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专业性针对大学生缺乏清晰职业规划、求职前准备不足、自我定位不够清晰、对职场能力素质的需求不够了解等问题,建议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专业性。出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分层指导框架,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提供“各取所需”的分层教育内容,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质量。建议形成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学校要将“自选动作”与“必做动作”结合起来,使每一位大学生都能接受必需的就业教育。建议配备专兼职的生涯规划教师队伍,提高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专业化水平。对从事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专职教师要有一定的资质要求。例如,加拿大要求从事就业指导的咨询师必须具有教育学、心理学、咨询学或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并有一定工作经验,要求指导教师或管理员具有人文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对专职教师还要进行定期培训和考核。大学生的见习实习应得到全社会的支持,要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瑞典、德国、瑞士、美国等国家特别强调企业责任,各学校都与附近的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到企业去学习和体验。如在瑞士,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参与了学徒培训,他们和学校一起确定教学和考试内容,向学生介绍企业情况,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还提供部分工资。一些企业还出资建立了培训中心和实习车间。建议整合高校所在地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共享的职业体验平台。针对一些学校就业指导工作内容枯燥、形式单调、功能单一等问题,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丰富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尽快建立和完善集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于一体的就业指导体系,从而积极引导和推进大学生就业。同时,高校还要给学生体验真实社会的机会。譬如,日本政府就曾经为了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设立了各种专门机构来协调大学生的就业体验,例如成立了“学生职业综合支援中心”、推广“就业体验制度”等。高校应将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充分用好团委及社团的组织优势,通过多姿多彩的活动、丰富的社会实践等提高大学生的职业规划素养和就业能力。(作者:孙宏艳,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
质量提升,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来讲,应该如何理解高质量的内涵?如何同步打造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学校、家长和社会三方又该如何形成合力?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一届新华网教育论坛“2020·CIP教育创新大会”上,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马景林、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莉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联合学校总校常务副校长周建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杜毓贞围绕《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使命与选择》展开圆桌对话。新华网教育事业中心内容总监商亮主持本场圆桌对话。如何理解高质量的内涵?多元化、全面发展是关键词“高质量的教育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教育价值追求,它应该不是简单的应试,而是素质教育,它不是简单的智育,而应该是‘五育’并举。”马景林认为,对学生来说,高质量的教育要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可供选择的平台,对于学校来说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发展的可能,给孩子留下可以期待的未来。在王莉萍看来,“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不是所有学校‘千人一面’、同质化的好,而是各个学校充分激发育人的活力,发挥各自的育人特色。”在她眼中,高质量发展所呈现的状态是,“虽然各个学校培养人的形态不同、渠道不同,但最后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全面发展,学有所长,未来能在某个领域找到喜欢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可以使他们自食其力,而且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高质量,不是面向一部分人,而是面向所有学生,尽可能为学生的发展创造和搭建更多的平台,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出彩。”杜毓贞同样认为,学校要坚持特色发展之路,在育人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习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才能呈现出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杜毓贞强调,我们培养的人首先要身心健康,就像“0”前面的“1”一样。周建华表示,从学校内部来看,高远的育人目标、高质量的立德树人、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和课堂教学、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等要素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学校高质量的发展。“优秀的人进入学校才能教出我们所期待的优秀的人”“优秀的人进入到学校才能教出我们所期待的优秀的人。”马景林表示,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过程中,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最重要的抓手和很好的切入点。他强调,教师要注重自身专业化发展。“教书的一定要读书,读相关的书,而后针对教育现实中的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同时又能够结合问题回到书中、回到理论上去学习,而后再去实践。”此外,他强调,教师要具备责任意识、研究意识、新技术的意识及未来意识。从学校的角度来看,王莉萍强调“要释放教师群体的活力”。首先要尊重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尊重老师,多倾听老师们的声音。其次要理解和尊重老师发展的差异性。教师成长阶段包括入职时的适应期、快速发展期、成熟期、高原期、再发展期。“不同阶段老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能给予他成长的养分应该也是不同的。”学校要给所有老师一定自主发展的空间。近年来,很多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生成为中小学教师常引发公众关注。周建华认为,这些教师招进中学之后如何培养更为重要,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进了中学校门后就要把这个砖扔掉,与其他教师归零到同一个起跑线。周建华认为,要构建一个包含三个圈层的教师培养生态。其中,最外围是社会系统,这是教师发展的外部推力。中间是学校系统,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推力。最内层是教师个体系统,是教师发展的内部力量。他强调,对教师而言,反思非常重要,而且要注重开展创新实践,让他们能够体验到这个职业的幸福感。在他看来,教师最大的幸福感来自课堂,新老师要“站上课堂”,骨干老师要“站稳课堂”,专家教师要“站好课堂”。“目前,教师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很多新任教师来自综合性大学,宽口径更有利于对学生全方位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杜毓贞表示,教师要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专业和学生相对接,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助推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她倡导培养研究型教师,特别是在新入职教师中倡导微研究,让老师们把课堂上遇到的真问题变成研究的抓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发挥合力 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到位“高质量的教育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其次也需要高质量的家长队伍及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马景林看来,各方的分工应该更细致,明确家庭教育应该负责什么,学校教育应该负责什么,社会应该提供给每个孩子什么样的社会教育。各方要调整心态,共育孩子,让孩子走向社会、报效国家、走向未来。此外,还要有彼此沟通的通道平台,如举办家长会或建立线上沟通方式。“家庭起到的是基础作用,学校是主导作用,社会是支持作用。”周建华表示,三方面结合共同发力,互相不能错位,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到位。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热爱孩子。“每个家庭的厨房至少在孩子回家吃饭的时候应该热气腾腾的,这是人间的烟火气,一个厨房冷清的家庭是很难培养出具有高幸福感的孩子的。”王莉萍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要达成目标的一致。”她举例,目前学校需要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是很多家庭的诉求是希望孩子考有名的中学、大学,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培养目标上的不一致。“父母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要先努力做到那样的人。”学校也要竭尽全力让家长与学校的培养理念要逐渐趋同,形成合力。“社会其实是一切关系总和。自媒体时代,希望主流媒体引导整个社会各界理智思考、谨慎发声,降低家长和社会的普遍焦虑。”杜毓贞介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设有家长委员会、水木课堂、家长学校等来与家长进行沟通。在家长学校中,学校会开展心理学、教学等方面的讲座,帮助家长学会倾听、适当鼓励,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对学生给予支持和帮助,共同搭建学生成长的桥梁。商亮表示,新华网作为主流媒体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搭建教育交流平台、助力传递教育好声音和正能量,助力更多的学生成长,助力培养完整的、全面的人。
“快递小哥”评职称了。近日,浙江温州市4名一线快递员首批获评快递工程技术员初级职称。而就在10月,人社部印发通知,建立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一线快递员是如何获评职称的?这对于蓝领工人的人才培养与发展又有何意义?4名一线快递员评上职称得知自己获评快递工程技术员初级职称的黄超宏,还是和平时一样白天收派件,晚上做数据处理。黄超宏2017年大专毕业后来到温州,计算机网络专业出身的他原本是公司招来做数据处理的,“就是负责快递单号上传,匹配客户投诉单号查找业务员,分析各区域派件量、投诉率等。”黄超宏说。熟悉业务后,黄超宏觉得自己可以多锻炼锻炼,于是给自己工作加码,开始白天骑电动车去一线进行快递包裹的收派工作,下午或晚上再完成数据处理业务。此次申请职称评定,他觉得自己符合“大专以上学历,且具备1年以上快递工作经验”条件,就申报了。据了解,快递职业体系建立后,一些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开展相应职称评定工作。2019年,浙江省邮政管理局、省人社厅联合制定了《浙江省快递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浙江省快递行业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试行)》,从事快递行业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可按照有关条件申报专业技术职称。此次评审由温州市邮政管理局、人社局成立专业职称评委会,开展初级职称评定工作。全市共有126名快递行业人才获得相应职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分别为101人、25人,其中包括黄超宏等4名一线快递员。提升专业素质意义重大接受记者采访时,任健华正在派件。今年29岁的他,是温州顺衡(顺丰)速运公司唯一获评初级职称的一线快递员。“我们团队近30人,符合申报条件的一线快递员只有我一人。”任健华说,拿到技术员初级职称证书,激励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也让他对自己在快递行业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任健华所在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快递员职称评定是政府对快递业人才发展的认可,公司鼓励“快递小哥”参与职称评定,对于这类人才也会优先纳入人才储备池。员工通过职称评定的相关学习也可以提高自身专业技能,更好地服务客户。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君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快递员岗位初级职称评审,对提升快递行业一线员工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可促进社会对快递员素质与能力的认可、对快递员职业的尊重,对行业规范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都有积极作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范围也认为,此次快递员获评职称意义重大:“一是提高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有助于吸引新人加入、老人长期从事该职业;二是促进行业内的人才成长,通过职称制度,引导从业者提高服务水平和职业技能,促进职业成长。”职称如何转化为内生动力李祖波,是黄超宏在申通苍南公司的同事,也是此次获评初级职称的一线快递员。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主要负责公司操作场地的设备维护。此次获评职称,公司会给他和黄超宏每人奖励2000元,并举行表彰大会。目前来看,除此之外,对他的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快递员获评职称后如何体现在平时工作中?”“是每送一件快递的计件费上调一些,还是快递员送快递时态度更热情?”此次一线快递员获评职称在网上引起热议。近日,20名饿了么蓝骑士通过培训与考试,成功获得“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级证书,这批来自杭州的蓝骑士正式成为全国首批拥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外卖骑手,他们将享受到政府培训补贴、杭州市积分落户加分和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等技能人才政策。范围表示,快递员评职称确实是个突破,今后,应该从快递员的职业成长以及行业发展的角度,以职称评定为基础,构建体系化的职业人才培育机制。赵国君认为,职称仅是人才学识与技术水平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与福利待遇、晋升通道及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并形成完备体系。“可在快递行业内建立与职称等级相关的薪酬体系,通过薪酬增长激励从业者提高职称等级,同时建立相应的职业培训体系,使他们能够突破职业‘天花板’,能由快递员成长为行业的管理者、领导者。”范围说。黄超宏、任健华和李祖波都向记者表示,以后会努力去申报更高的职称等级。(本报记者 甘皙)
12月13日,上海开放大学首届家政学本科招生正式启动,明年春季首批招生人数将在50人左右,课程包括家政学概论、家庭学概论、家政学管理等,培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层次家政行业专业人才。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家政从业人员约50万,年市场规模约300亿元。随着家政市场迭代升级,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600亿元。然而家政市场面临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专家预计,未来5年,高层次家政行业专业人才的缺口高达20万。目前已有的家政服务专科教育,无论在学历层次、招生规模、培养路径上都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家政本科教育前景非常广阔。”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家政学本科专业负责人卢琦介绍,家政专科专业更注重技能的传授,比如烹饪、插花等家政服务技能,而本科更偏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据悉,作为全国第一所开设家政学本科的成人高校,上海开放大学具有8年家政服务与管理专科办学历史,已经累计招收2550名在校生,毕业生超过1400名,具有“大学+平台+系统”的综合办学优势。(记者钱培坚)
2020年10月29日傍晚,徐振宇给两名做完作业的孩子理发。2020年12月13日,是个周末,徐叔叔理发店来了不少理发的村民。 2019年11月17日,就读解放沟小学四年级的久子呷是第一次到徐叔叔理发室理发。 2019年11月17日,徐振宇在房间里休息,这里晚上是寝室白天就是理发室。2019年6月19日,徐振宇在理发室给沙马子伍洗头。 12月13日,新年前的凉山州昭觉县碗厂乡西洛村的村活动室外墙已经粉刷一新,驻村帮扶队队长徐振宇将自制的“徐叔叔理发室”招牌挂在了墙上显眼的位置,“方便外乡群众找到我,有需要的随时都能理上发。” “徐叔叔理发室”位于海拔近3000米的大凉山深处西洛村,这间爱心理发室的主人是2018年7月从自贡市荣县来此驻村帮扶的省综合帮扶工作队队长徐振宇。经过一年多的免费运营,如今,村里的孩子都养成了定期来找徐叔叔理发的习惯。6岁的沙马子伍是这里的“老顾客”,一年前他还要徐叔叔抱着才能稳坐在垫了个箱子的凳子上理发,现在自己就能熟练地爬上凳子等着徐叔叔来剪新发型了。“妈妈说我经常理发,小脸越来越乖了。”沙马子伍俏皮地笑着。11岁的格古有里体会最深的是理发再也不用走山路去赶集找流动理发摊了,“有了徐叔叔,我们随来随理,理发变得很方便了。” 刚刚驻村时,为了让村民更好地移风易俗,徐振宇在2018年9月发动爱心人士开设了“美德超市”,让村民特别是儿童凭借参加公益活动,或进行个人、家庭卫生评比获取的积分来超市兑换文具、衣物等。超市从开张至今,已先后接收捐款3万余元,收到各类捐赠物资总价值超40万元,为上千名困难儿童送去了爱的礼物。在运营“美德超市”中,细心的徐振宇发现理发是村民的一件难事,为了让村民特别是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2019年4月,他自购了理发工具边学边练,在村活动室开起了“徐叔叔理发室”,免费为村里的孩子洗头理发。“1年多我就用坏了2把推子,估算最少为村民理发近2000次了。”现在的徐叔叔名气大了,不少成年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理了发,变干净的孩子回家后,把爱干净、讲卫生的习惯传递给家人,没想到徐叔叔的这一小小举动正悄悄地带动着全村群众移风易俗,逐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现在我正打算收个徒弟,将这门手艺传授给他,”徐振宇正盘算着新的规划,“有一天我或许会离开,但要把讲卫生这个好习惯在这里一直延续下去。”(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海洋 摄影报道)
市教委近日发布数据,截至上个月,本市今年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及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办园等方式新增34350个幼儿园学位,超额完成新增3万个幼儿园学位的年度任务。如今,解决“入园难”,不再是教委一家忙,各方合力挖潜成为新趋势。前段时间,海淀区海育幼儿园开园了,迎来首批100余名小朋友。该园园长杨宝玲介绍,幼儿园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建筑规模18个班级,招生计划是分3年满园,现已招收3个小班和1个大班。海淀区委教工委副书记屠永永说,这所幼儿园是海淀区教委与国有企业合作办园的成功案例。双方各展所长,区教委发挥专业优势,给予企业办园支持和指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用教育经费、不用教育编制,实现为地区增加一所优质普惠公办园”。各区都有新举措,新幼儿园尤其是普惠性的新幼儿园分布越来越均匀且广泛。以通州区为例,今年新审批了170所民办幼儿园、教学点和社区办园点。该区共有120所民办园采取转化过渡期的形式认定为普惠性质幼儿园(教学点)。民办园转为普惠后,家长每月需支出的保教费由几千元降至不超过900元。增量有了,质量也跟上了,新幼儿园的配置颇具特色。上个月,门头沟区中骏西山天璟小区内添了一家幼儿园,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备一应俱全,户外活动场所还专门设置了动能、静态、种植和挑战四个区域,孩子们可在此敲打玩具鼓、练习攀爬,还能了解农耕文化。市教委介绍,全市各类型幼儿园视频监控实现幼儿公共活动区域全覆盖、一键式报警全覆盖、保安员配备全覆盖。据介绍,本市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90%,“入园难”问题得到基本缓解,普惠率达到87%,无证办园现象基本消除。“十四五”时期,本市还将进一步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其中,海淀区规划中的新增学前学位已有2280个。(记者刘冕 李祺瑶)
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20条。目前全国20个省份已出台减负清单,预计年内所有省份将全部出台。此前,会议多、评比多、表格多、抽调多,抽走了时间,分散了教学精力,让老师们疲惫不堪。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要把为教师减负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一年来,各地出台减负清单,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各省提出了哪些针对性措施,有何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教师负担如何真减实降?评比事项减少50%以上,减负效果难立马显现今年是湖南省益阳市乡村教师刘充从教的第六个年头,因为兼任班主任,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他还要花精力整理各项资料、留台账、迎接检查。“以前,一检查就要准备材料。周末还经常加班,确实有些不堪重负。”《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要求,各地要在今年年底前,对本地区现有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一次集中清理,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确保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到目前为止,《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出台近20天。刘充介绍:“来自教育系统外的检查,精简超过三分之一;而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检查数量基本没有变化。算起来,减负感受总体不明显。”这几天,他依然在接待教学常规检查、家访记录检查和安全检查等检查组。不过,在刘充看来,部分检查项目具有合理性,比如对学生成长档案、学生体质监测及校园食品安全的检查。在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方面,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也规定,不得开展未经同级党委审批报备的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活动。此外,四川提出,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中,能使用电子档的,不得要求提供纸质文档。云南限定,在一个工作年度内,同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开展频次不得多于两次。记者梳理发现,省级层面出台的减负清单大概都在18条左右,基本涵盖清理精简现有事项、相关报表填写工作、合理安排专项任务等内容。“要防止地市级、县区级的减负清单照搬照抄,依样画葫芦,上下一般粗。通过实地调研明确本地区不合理负担的具体事项有哪些,而哪些又是必要的教学要求,做好甄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金木表示,“这些内容对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政策所产生的减负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与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尚待明确此前,与教学无关的各种社会任务“进学校”成为新趋势。河南省新乡市某小学校长陈华明告诉记者,扶贫、禁毒、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等各项工作都进入了学校,要求教师参加。“这些创建活动有准备不完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整不完的档案。”对此,多地针对不同类型活动作出具体减负规定。广西提出,开展文明、卫生、绿色、宜居、旅游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原则上不得安排中小学教师上街执勤,不得摊派参加志愿活动的指令性任务,不得硬性要求参与网上宣传投票等活动。海南表示,各乡镇、街道社区分配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中小学校有权予以拒绝。青海规定,针对中小学校和教师的各类创建活动,由教育部门严格审核把关,能合并的一律合并,能取消的一律取消。中小学教师减负20条,明确提出要统筹规范社会性事务进校园工作,不能把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强制摊派给中小学,不能随意让学校停课出人出场地举办有关活动。直到现在,陈华明还是“没有勇气”拒绝非教学类活动进校园,“扶贫、禁毒、文明城市创建,到底哪些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学校在何种情况下有自主决定权?”她说,保证学校安静的教学秩序,让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需要把项目内容明确地落在文件里。严管微信工作群,“内在负担”也需关注写不完的材料、填不完的表格、补不完的活动资料……在各类报道中,很多一线教师都感叹,经常开夜车、写材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案头工作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种工作群、公众号和App应运而生,不分时段的推送和强制参与的投票让许多教师疲于应付。“现在每个教师都有一二十个微信群,无数个App,必须全天候关注,随时做好加班准备。”陈华明担心,“这样一来,消磨了教育热情,让很多人产生了职业厌倦。”记者梳理发现,多省份在减负清单上都提到,减轻报表填写工作负担,规范微信工作群。其中,江西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教育部门要严格规范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报表填写工作,根据需要统筹安排,杜绝各种数据重复上报及表格多头填写现象。四川提出,不得简单以留痕作为评判学校和教师工作成效的标准,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等方式来代替实际工作评价。青海则明确,严禁强制学校和教师使用未经党委或政府审查备案的图书征订、读书活动、学习类App,不得强制学校和教师关注各类与教育无关的微信公众号,加入QQ群、微信群等。广西提出,不得硬性要求中小学教师关注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微信公众号。对此,胡金木提出疑问:“如何确定优秀的教育教学类微信公众号,目前也尚不明确。谁来进行甄别和评判,并无标准可言。”“评比、填表、抽调等工作之外,目前还存在大量的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负担,如由于教师缺编所导致的超量教学任务、应试教育下超量作业的批改,同时与四五十位家长进行的超工作量的沟通等等。”胡金木把这些称之为“内在负担”,“在应试教育还没有彻底扭转、社会教育心态普遍焦虑、学生之间还存在强烈竞争的背景下,教师的减负工作任重道远。”
全国首个辣条专业班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开班3个月以来,其动态一直颇受社会关注。近日,辣条专业班学生首场实操考核在位于湖南长沙的辣条博物馆进行,学生们需操作精密仪器完成辣条微生物含量、辣条胚体结构和熟化度、辣条过氧化值和酸价检测,还要完成辣条封装、在现场为游客讲解等考核,考试成绩需要达到90分才算通过(考试满分100分)。“1998年平江人在麻辣酱干、麻辣豆筋的基础上创新研制了辣条。”现场,辣条专业班的学生李龙一边手指展板上的图片,一边向游客讲解。他告诉记者,通过这样的实训,能够进一步了解辣条的历史由来、相关工艺,并在讲解过程中与游客交流,了解社会公众对这个行业的期待。在辣条专业班负责食品应用化学授课的苏恕霞老师说,通过实训考核,让辣条专业班学生更深入了解辣条文化和市场消费需求等情况,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学生们做好健康辣条产品的责任感。全国首个辣条专业班今年9月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开班,这个专业班由平江县职业技术学校与相关辣条生产加工企业共建,首届共招录59名学生,开设挤压膨化机理、食品质量与安全、市场营销等课程,涉及辣条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
母爱能温暖、滋养子女,也能伤害、扼杀他们,一些母亲不当甚至极端的教养方式,很可能在孩子心中埋下怨恨、怀疑、自卑的种子,并成为困扰他们一生的枷锁。“妈,你的世界只有我,我的世界也必须只有你。”“你用你的爱,抹杀掉我身边所有的爱。”这是由赵薇发起、监制的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第二期《许愿》中的台词。此剧聚焦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主人公小雨于26岁生日这天,通过视频,向母亲倾诉了自己20多年来生活在笼罩着负面情绪的家庭环境中,内心的紧张、焦虑、挫败和痛苦——小雨尚未出生,爸爸出轨。妈妈执着地“复仇”,爸爸最终身败名裂。但妈妈依然经常告诉她,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在小雨和父亲、爷爷、奶奶之间建起一道屏障,隔绝了她本该得到的亲情。这份植入的恨,给小雨留下终身的遗憾和悔恨。不仅如此,妈妈还偷看她的日记,收买她最好的朋友当间谍,随时电话遥控她;当不敢爱的她终于鼓起勇气尝试走入一段恋情,母亲第一时间赶走了她的恋人……剧中,小雨向妈妈袒露心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爱人吗?因为我没有爱人的能力。”这是小雨受到的致命的伤害。小雨妈妈并非孤例,在时下另一部热播都市情感剧《爱的厘米》中,徐秀兰与之如出一辙。徐秀兰离婚后竭尽全力将儿子徐清风培养成优秀的医生。然而,她对儿子事业、生活以及恋爱的细化到查看电脑手机的超强控制,令儿子感到窒息并在情感上屡遭困境。又如电视剧《小欢喜》里极力让女儿英子与前夫乔卫东划清界限、在女儿房间开窗口方便随时监控她学习的宋倩;《隐秘的角落》里逼着儿子朱朝阳立刻喝下热牛奶的周春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由于情感的挫败、家庭的变故,子女成了她们生命中的唯一,她们倾其所有爱子女,也要求子女必须同样以所有来回报自己。她们带着创伤抚育孩子,同时也将创伤传递下去,如此牢牢把控住孩子,自己内心才有安全感。这种一厢情愿的极端“母爱”,实则是对子女的情感依赖,她们构建起既控制又与子女共生的家庭关系。这样的共生家庭往往养育出两类孩子,一类因高压变得顺从、懦弱,如小雨和徐清风;另一类则强烈逆反,如乔英子,有的孩子甚至在高压下产生攻击性和暴力倾向。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但现实有时却比艺术残酷。今年11月12日晚,南京中学生李某因母亲对自己的管控被激怒,用菜刀将其杀害。据媒体报道,李某的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而985院校研究生毕业的母亲租房陪读,平时对他要求严格。而另据警方透露,发生在今年5月23日的青岛15岁女孩瑶瑶(化名)弑母案,其原因也是“妈妈管得太严”,瑶瑶表示自己没有零花钱,与男生关系不错也被妈妈干涉并找到学校,勒死母亲并非一时冲动。无论是艺术中的小雨、徐清风、乔英子,还是现实中的李某、瑶瑶,都是畸形母爱的受害者,而后二者以极端的方式对抗母亲的专制,造成了家庭的悲剧。英国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父母的控制行为和孩子以后的心理健康存在关联,家长控制欲过强,对孩子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与痛失至亲对人们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相近。家长的过度控制,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幸福感,还会严重损害亲子关系。”单亲妈妈、类单亲妈妈放弃对子女的过度控制,自我意识的复苏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段婚姻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顺其自然,不纠结于过往,不孤注一掷地把自己的未来人生捆绑在孩子身上,自己才有可能绝境重生。重生的第一步,是学会接受。张德芬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一书中说:“我们人会受苦的最大原因,就是抗拒事实。”受伤的女方与其把自己的怨恨植入子女心中,视其为自己情感的唯一寄托,不如接受现实、直面困境,审视自己的内心,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但不逃避、不抱怨、用心经历绝望、能从中觉知自身、梳理情绪、自觉疗伤。重生的第二步,是学会放下。每段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不仅仅是孩子,还有自己。大人的“放下”,能帮助自己慢慢挺过人生的低谷,心灵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这是一种智慧,既能给自己一条“生路”,也能使孩子不被父母的纠葛困扰,享受正常的父爱、母爱和亲情。重生的第三步,是学会爱自己。单亲妈妈更需要在家庭生活中看到自己,而非眼中只有孩子。对自己好一些,多问问自己的需求、追求、愿望和梦想,这是本位的觉醒。有了这份爱,你会实现自我救赎,重拾对生活的热情,内心充盈,就会快乐、会踏实。事实上,指望从牢牢把控子女中获得安全感是徒劳的。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给我们安全感。内心的强大、思想的觉悟和精神的成长,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因此,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未来和自我修行。正如《许愿》中小雨对妈妈的希望:“你对我最大的爱,就是好好爱自己。”重生的第四步,是学会尊重。真正懂爱的妈妈,能想方设法成全孩子的愿望,鼓励子女真诚地做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有自信的人,而不是控制孩子的人生。正如纪伯伦在《致孩子》中所说:“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重生的第五步,是学会分离。真正的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地占有和纠缠,而是恰如其分地放手,引领孩子早学会独立,也有勇气独立,自己则在合适的时间得体地退出孩子的生活,避免子女遭遇母爱之殇。罗曼·罗兰说:“母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离得太近,会烤炙,适当的距离,才会温暖。最好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应该是,父母依旧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孩子也能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陈若葵)
郑桂灵 供图/视觉中国“我想进行尝试,我就是想错一错”!武汉中学高二(2)班学生小嘉(化名)在调查表中这样呼吁。在该校进行的一项关于学生是否“听话”的调查中,超过五成家长认为孩子“不听话”,但超过七成孩子认为自己“听话”,家长和孩子在亲子沟通的有效性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学生们普遍“吐槽”的是,家长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强加到他们身上,却忽略了他们是有思想的独立个体,学生们呼吁:“请给我们试错权!”学生与家长在认知、沟通上的矛盾和差异普遍存在,今年因疫情防控的特殊原因而导致学生长时间居家学习,更让这种亲子冲突愈加凸显。武汉高中生向父母喊话索要“试错权”,其实质就是要彰显其属有思想和能自主的独立个体,应当得到家长的尊重、认可与理解。这反映出孩子们要求“独立”的心声,也折射出家教中的短板与不足。应该说,孩子们索要的所谓“试错权”,其涵义不应当是“明知是错误的,还要知错犯错、一意孤行”,而应该是“未知或不确定是否错误前提下的愿意尝试”。透过孩子们在问卷上的袒露心迹,人们可以读懂其背后的真意与诉求。比如,“父母与孩子有各自立场,父母也许是对的,但孩子的想法也不一定是错的”;“我们有个人的想法,想去尝试”;“我们学到的东西和世界观与父母有差异,但要求同存异,尊重差异,也要换位思考”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孩子们并非是不听从父母的建议,而是期望能通过实践来证明其对错,不愿意俯首听命地全盘接受。基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道理,家长以自己的成长阅历、人生经验和实践感悟教育孩子,引导其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这本身没有错,而且这种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是,爱心善意还要辅以正确、科学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否则将会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亲子教育要建立在对孩子人格尊重、推心置腹和平等对话基础之上,要赋予孩子表达意愿的话语权、敢于一试的自主权、知错就改的试错权。家长应该抱持民主、理性、放手、放权的开明姿态,摒弃“孩子是我生、一切听我的”及“都是为你好、别当白眼狼”的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做派。支持孩子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尝试,允许其可能有的犯错与弯路。当然,鉴于孩子阅历短缺和认知局限,家长对孩子言行的引领、提醒和矫正不可或缺。家长要在孩子能承担结果的范围内信任孩子,把所谓的“试错权”限定于可预期和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既要防止孩子的行为造成对他人的不便,或损及他人的权益,也要规避孩子的行为影响本身健康或危及自己、其他人的安全。在看着孩子“撞南墙”的时候,家长可以默默地做好保护措施,并为孩子的可能失败做好心理铺垫。家长要善于做倾听孩子心声的“大耳朵”和少些埋怨絮叨的“小嘴巴”,以深度共情、人格尊重的姿态拉近亲子感情,走进孩子心中,让孩子在亲情交融和潜移默化中亲近家长、接受指导。
12月7日,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小学艺术体操队队员在进行基本功练习。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近日,云南省教育厅印发《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考试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中考体育分值从50分提升到100分,与语文、数学、外语等同。云南成为全国学校体育考试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方案》明确,云南今后体育中考内容包括基础体能测试、专项技能测试和体质健康监测3部分,并赋予竞赛加分;考试分三年六次进行;体育分值从50分提高到100分。该方案自2020年9月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起施行。《方案》出台后,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李光洪表示,体育中考100分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学生常练、坚持练,掌握一至两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同时,要让校长重视体育,加速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李光洪认为:“只要孩子认真上课,坚持锻炼,积极参加竞赛活动,都可以考出100分。”对竞赛加分的设计初衷,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徐忠祥解读说:“教会、勤练、常赛能解决体育课‘不出汗’‘无乐趣’的问题,让孩子们参与竞赛、享受快乐、锤炼人格、磨炼意志。同时,办赛也能督促学校和教育体育部门主动作为,搭建学生体育锻炼成效的展示平台,培养孩子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规则意识。”作为全国试点及首个启动省份,云南经过多番论证,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才最终形成现在的方案。近年来,全国中小学生体质状况不断下滑,已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加大体育考试分值比重,无疑会让家长和学校提高对相关教育的重视程度,使体育摆脱“边缘科目”的尴尬地位。不过也有许多家长和学生对此充满焦虑:这项原本旨在增强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改革,是否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是学校体育一项大胆的改革尝试。在今后推进的过程中,要看到利弊,及时调整纠偏,多倾听孩子和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实施更加合理。“在做好体育教育‘加法’的同时,也应扎实做好相应‘减法’,以更大力度推动课业减负工作,让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投入到体育教育之中,真正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表示。(本报记者 刘兵)